说到香港，很多人都会想到购物，而且本身香港是自由贸易港，在这里购买舶来品也是非常的便宜的，比内地要便宜很多，尤其是女孩子喜欢来到香港购买化妆品，每次来香港总是要给朋友们带些回去。

所以中、高档的泊来品均比大陆便宜，在香港购买泊来品，价格甚至比原产地还便宜!如药品、化妆品，到香港游玩免不了要买一些回去。在香港买化妆品最便宜的地方就是“莎莎”和“卓悦”。香港的药房很多， 最放心的应该是屈臣氏或者万宁吧。两家都是李嘉诚公司的。不过很多人会去普通药房买，这种药房在北角很多，多数是福建人开的，会讲普通话，而且价钱比较便宜。至于质量，如果吃死人的话也不会开那么久了。

短短的三天两夜，我们走马观花了香港的大略。领略了时代广场的繁华，体会置地广场名品的奢侈;享受了酒店顶楼露天泳池的惬意，品尝兰桂坊芬芳的欧陆风情;饱览了维多利亚湾夜色，欣赏了太平山顶俯视的壮观。但由于时间太过匆忙，像迪斯尼乐园啊，海洋公园等景观还是缘悭一面。当我们大包小包的走出罗湖口岸时，一种回家的渴望油然而生。在离这几百公里远美丽的湛江，有牵挂我的亲人和朋友。再见了，香港!有空的时候，我会再来看您的。

回来的时候那两个浑小子还是老样子，一个依然不会开手波，一个依然精神不好。我一边开车一边想，等下个月去澳门，我也找个漂亮的借口，让他俩也好好的享受一下长途驾驶的乐趣。

解放后，官方一直宣传香港人民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愚弄的百姓信以为真。但知情者特别是广东老百姓却偷偷传进完全不同的描述。记得那时在上海只要谁家有香港亲戚朋友来，都是既害怕又兴奋。害怕的是：凡是跟香港人有接触与联系的家庭，必然受到监视同时要向组织汇报;怕自己讲了不该讲的话，听了不该听的信息，害怕在政治运动中说不清而受迫害。兴奋的是：在穷困中，有富裕的香港亲戚朋友带来东西，寄来侨汇是幸运的事。香港二字在阶级斗争年代让大陆老百姓既怕又爱，神秘莫测。当时人民生活在铁幕中，唯一能使中国人在这个信息黑洞里透出一丝光亮的就是香港。

在香港，你的民主权利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而是因为你是一个消费者!

不错，香港人的物质生活丰富，甚至那些穷光蛋，家里也是几套名牌时装，也有通宵疯狂的夜生活，汽车在香港的普及率非常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汽车很可能已经被抵押，近年经济不景气导致的负资产一族问题就很突出。我有时候想，都说大陆人比香港穷，可是真要把大陆人不难得到的自己的房子计算进去的话(香港家庭租房的极多，我们母公司的一位香港主管，月薪3万港元不敢在香港买房)，可能就未必了。

不错，香港传媒可以自由批评政府，这个社会可能比大陆早实现全民直选，但是，第一，批评政府的声音全部来自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声音。香港议会里没有工人。第二，更重要的是，真正能决定香港这个社会的，不是港府而是大财团，当李嘉诚放言撤资香港时，董建华立刻改变了政策。在香港，领导人千变万化可以，游戏规则他做不了主。

从表面上看，香港有很多行业工会，当工人权益被侵犯时能为工人抗争，实际上是：第一，由于工人的饭碗被资本家控制着，近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在资本家的种种侵犯面前，从克扣工资到性骚扰，员工为了保住饭碗，根本不敢向外界透露;第二，这些行业工会，通常只在集体性的工人权益被侵犯时才有行动，而劳资矛盾中占绝大多数的个别性的劳资矛盾这些行业工会是不能帮忙的;第三，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所谓行业工会，领导权实际在小资产阶级手里，它们和共产主义政党有天壤之别，共产主义政党是要求扎根于无产阶级，要求扩大组织成员的，而这些行业工会是被动地局限于特定行业，根本没有广泛发动工人的意图，因此，对于这些工会，更恰当的评价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里介绍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的精妙的比喻——“工业中的行会制度”。

在香港，民主权利与消费者权利是同义的。并且因此导致了畸形的香港消费文化，从表面看，香港人物质生活非常丰富，汽车人手一部，不过可能已经抵押出去，在香港，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穷光蛋，够条件的都热中刷信用卡消费，他们不会因为一件衣服不合身而去买新衣服、买衣服纯粹是广告里都说某款衣服好，尽管自己已经负债累累。近年并导致刷爆的负资产一族，真正的原因在于，香港人的民主权利与消费者权利是同义的，你的消费越多，消费内容越高档，也就意味着你享受的民主权利越多，不是因为你是人，而是因为你是消费者，你才享有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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