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达沃斯大连论坛正在召开。我注意到会议的议题中有创想研究室之社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家一起从创造性视角审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最近数年以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并立志成为以完善社会为己任的社会企业家。就像高科技及相关产业取得突破性发展，需要科学家来完成科技创新一样，完善整个社会，也依赖于我们有一批社会企业家进行社会创新。和谐社会、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人文社会以及新的环保、公益等社会理念的涌现，无疑体现了中国在社会创新上的日渐进步。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反思的是：难道仅仅依靠社会多建立一些慈善机构、慈善工程，个人多进行一些慈善捐助，就能完善社会？

　　我们当然应该提倡这些社会公益的理念和文化，但是，我们还需要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如何完善社会。我曾捐助成立过一所希望小学，四川大地震时也担任欧美同学会赈灾组委会主席，除自己捐款外，还组织募捐三百多万。但是，个人财力终究有限，最终一个人能帮助得了多少个有重病的人？多少个没有学费的孩子？一百个或者一千个？这方面很重要，但我们都知道这很有限，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推动医保、教育等所有相关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才能让中国大多数人都因此受惠。或者说，完善我们的社会，就离不开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即使那些新的社会理论也需要有人首倡与宣传。因此，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企业家出来推动这项工作。

　　但是，如何完善社会的公共政策？如何推动政府的政策更加科学化？对于制度体系上存在的一些不足，谁能在政府之外提供具备专业性、可行性的储备性政策？社会与公民参政议政，尤其少数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存在某种程度“博弈”时，体制内很多研究所常常不太具备独立性，有个人职业的公民与非专职的人大代表即使有能力也没有时间进行日常政策研究，他们该委托那一具备利益中立性的机构来进行专业政策研究？很明显，中国需要大批独立于体制外、具备社会公共属性的专业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库，这一需求的迫切性甚至高过于对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需要。这也是我多年从事社团与公益活动的思考所在，因此，我也跟有志于此的一些同仁创立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

　　同时，政府体制外具globrand.com备提供“储备性政策”功能的智库的出现，对于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是，智库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独立于体制外的智库的发展，既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与“上传下达”渠道的完善，也依赖于新的社会人文环境与捐赠文化的形成。企业和个人想为社会做点事情以及做慈善，其实不一定只捐学校、图书馆、体育设施，当然这些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我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的硬件开始具备时，我们的企业家其实还还可以捐助社会公共政策研究。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的许多智库，例如美国的布鲁斯金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等。但是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这种新的社会公益观念与完善社会的方式还需要进行新的提倡和宣传。与此同时，政府的引导和在这方面政策的支持也是急需跟上的。只有这样，中国不仅要有需要发展的硬件，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家成为社会企业家，知识企业家，也要有社会和民间支持的智库，这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智商的发展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才能更好的迎接新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