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是唐太宗治国的总结，他治下的大唐是中国数千年来最为强盛的时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对他的臣僚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在明朝前期，中国依然是占据世界三分之一GDP的“世界大国”。

 

    中国自古以来，兴衰更替，各领一时。但凡兴时，“执政者”未必有过人之文韬武略，却必能重才用才，广纳天下才华之士并使之“各尽其才”。秦有张仪、商鞅、吕不韦、李斯等“外籍人士”为相；刘邦得“汉初三杰”相助，唐太宗有房谋杜断与魏征。盖国家之崛起，即使国家之竞争力取决于“执政者”个人的“人治”时代，亦非“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也已经成为古今有识之士的“共识”。如《吕氏春秋•求人》所言：“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因此，当今的中国，要在全球争夺顶尖人才，以使国家和民族“大国崛起”，则必然要完善一个国家的整体人才战略，建立能够在海内外吸引、选拔、使用、挽留住世界顶尖人才的环境、平台、制度。

 

    二十多年前，我只是一个赴北美求学的留学生；十几年前，自海外回国成为一个海归。此前十年，我多以个体角度思索留学海归大潮的得失与意义；最近十年，特别是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以及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以来，日渐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来思考国家的留学以及人才回归的政策。尤其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输送了140万留学生，却只有不到三成的人回国，学历越高、专业越紧缺，回国比例越小。并且，携带技能和资金而移民流失的人才更多。其中，中国在美国的博士生毕业后90%留在了美国，中国清华，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排名第一和第二名的学校。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从初级的资源竞争到对人才的争夺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个日益趋平的国际化时代，如同其它资源的配置，人才的流动空前频繁，使得各国关于人才的竞争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二战前德国培养的诺贝奖得主是美国的三倍，因为不同的人才战略，爱因斯坦、费米等尖端人才从当时的世界中心欧洲毅然前往美国新大陆，导致了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这是美国战后成为世界中心的重要原因。在二十世纪至今的全球流动中，美国无疑是最大受益者，而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人才流失的受损者。时至今日，现实是，中国有大量顶尖人才同携带大量资本的商业人士流失“归化”欧美，而没有多少本国从前流失的和外国顶尖人才能够“归化入籍”中国。

 

    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时代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这点在人才的争夺上尤其明显。中国既是人才需求大国，也是人才流失大国。眼前我们可以唱响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高速增长，中国似乎也并没有因为大量人才流失而直接影响经济，但是短期的增长只是基于以制造业和低端知识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未来，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角色绝非 “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中国的人口红利，环境消耗，资源浪费还能够持续多久？我们靠什么去支撑中国在未来世界的竞争？

 

    在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创意产业，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中国未来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就必定呼唤大量国内、国际人才对中国发展增添重要力量。中国如何继续抓住全球化时代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崛起与复兴”的良机，如何在新的世界大战“人才战争”中脱颖而出，重新构建具有“世界大国”风范的“人才战略”显得迫在眉睫。知识经济时代必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智力和创新为主导。中国正在从招商引资的时代迈向招才引智的时代，最近中央“千人计划”推出，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具创新的重要人才战略，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也是我研究并著作本书的起因。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向海外、又从海外回到祖国的学子，深知国家的强盛对于每个中国人哪怕身在海外的重要性，也迫切希望中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能够打下深厚的广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最强壮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