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精神的重建不是一个提倡和鼓励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任何精神现象的产生都来自于它所存在的土壤，我认为问题的出路首先在于自律，自身的约束。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弱点，就是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善良假定下，对道德陈义过高而难以落实。而西方人的原罪说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于制度的建设和规范。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推崇圣人、轻视凡人，把培养处处利人的雷锋似的完人和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教育混在了一起，前者显然对大多人都相当困难，而后者就在对完美品格的望尘莫及中被忽略了。同样作为传媒工作者，我们先不能假定他们有太高的觉悟，先假定他们都是自利为上者，然后再寻找更适合他们的制度。

　　其次问题的解决还在于他律，制度的创新和制度的建设。要尽量打破框框，建立一套像企业一样的奖励用人机制来突破传媒自身的困境。经济学的博弈论从囚徒困境的原理引出来一个重要结论：一种制度安排若要产生效力，必须是纳什均衡，也就是在给定别人战略或规则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否则，这种制度便不能成立。它告诉我们，我们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承诺自律价、文明守则这些没有约束力的协议不会是有人自觉遵守的，注定不能贯彻执行，所以“管理制度”绝不等于“制度管理”，后者是制度的有效的有力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