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这个历史使命在四川省广汉市开花结果。在离成都不到50公里的向阳人民公社,在全国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建立向阳乡政 府。
来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解释是:上层建筑调整必然催生新的生产关系,由此适应并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里是集体经济的源。
用现代政治和经济理论解释,就是经改(包产到户)必然要求进行政改(去公社化)。常识如此,逻辑的实践未必然,直到向阳冒险摘牌!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废除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 府。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掉。
新的乡村体制,最直接的动力,即是催生了中国新集体经济的嬗变,并形成中国经济百花园的两条交叉小径:一条是集体经济的变革之路,一条是从集体经济演变出非公经济的源与流。
“人民公社”如何名存实亡
“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变革,而且违反当时的宪法,其压力可想而知。”82岁的常光南回忆起广汉向阳镇当年揭掉“人民公社”牌子的情形,仍旧记忆犹新。从德阳市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他,当年是广汉县县委书记。
在向阳镇改革开放陈列室内,陈列着这样一张图片,30年前的向阳镇仅仅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旁的房屋破破烂烂,一个农民穿着破烂的衣服,打着赤脚,背着一捆柴火,在青石板路上艰难的行走,表情漠然。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这是配图上的打油诗。
直到1978年,向阳镇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施行包产到户、定产到户。并在1980年顶着坐牢的风险,摘掉人民公社牌子,成立乡政 府。
在更早之前,向阳镇留下的是这样的记忆:70年,全县人的平均收入78块,比十年前(60年)只增加了2.8元,十年的生产收入只增加了2.8元。常光南仍然清晰记住这些数字。
常光南时任广汉县县委书记。在调研中,常光南发现向阳镇的自然条件相当好,但是生产水平不高,问题出在体制上。
1977年4月10号,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各公社的党委书记都参加,常光南根据邓 小 平“解放思想”的讲话,提出来大家搞“包产到组”。
很多公社书记还有些犹豫不决,担心万一效果不好,会承担责任,金鱼公社党委书记李明英主动请缨,希望在金鱼公社试点。由于当时政治环境,要避开“包产”这个说法,于是就改为“定产到组”。
经过向四川省委省政 府上报和批示,金鱼社试点最终在77年冬天定下来。到了1978年,金鱼社的27000亩土地一年增产了520万斤大米,每亩增产200多斤。
李明英在会上再次立下“军令状”,如果未来一年一亩增产不到100斤,撤他的职。看到金鱼社尝到了甜头,其他公社也纷纷行动起来。生产力的提升使得广汉市有了向上级部门提出“包产”底气。
1978年秋后,经上级部门同意,整个广汉县推广“包产到户”,在贯彻“包产到组”的过程中,好多生产队都“包产到户”了。过去反对“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同意了
“实际上就像土改一样,把土地划分了,由几户人来负责每块土地的生产。”常光南说。整个乡村经济制度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变化。
常光南告诉本报记者,由于人民公社是自下而上三级构成,生产队,大队,公社。大队为基础,包产到户出现后,这个“队”都没有了,公社就成了有名无实,光有名,没有了实际职能。
人民公社在当时是写入宪法的。但常光南开始考虑去人民公社。在他看来,这个上层建筑也是要适应新的变化。此时由一个偶然发现加速。
1979年春天,常光南在向阳镇视察,碰到一个酒厂厂长,老人双眼通红,十分疲惫。常光南问是怎么回事,老人告诉他,向阳公社书记叶文志给他下达每个月完成5万块钱生产任务,超过5万块钱,就受奖,完不成任务就扣工资,所以他晚上熬夜不睡觉,拼命完成任务。看到向阳公社连“工业都包下去了”,常光南于是将试点从金鱼转到了向阳镇。
试点后,向阳公社懂农业的编成一个组,成立了农业公司委员会;把工业公司组织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工业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商业委员会,把做生意的组织在一起。三个部分构成了农工商联合公司。设了一个总经理,领导经济,发展生产,专门发展农工商。行政工作则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管理行政。
向阳公社除了农业以外,其他行业也逐步施行了“承包制度”,此时的人民公社的职能早已名存实亡。
在此基础上,1980年6月18日,反复请示,并经省级部门的暗示后,文革后第一个乡政 府牌子挂了起来,“向阳镇人民公社”的牌子进入历史。
集体经济的交叉小径
向阳乡政 府成立后,新的上层建筑随即产生了很大效力。
2008年10月中旬,世界500强之一的施耐德公司总部的技术人员来到四川电气设备成套厂(以下简称“川电成套厂”)参观。这是向阳镇最大的一家当地企业家创办的民营企业。
这个年产值2亿元的厂子的老板叫郑学建。
“几把锄头打天下,52元就起家。”郑学建如是形容。和郑学建一起创业的肖升旗是川电成套厂的党委书记。肖升旗告诉记者,向阳镇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以后,郑学建也被归为其中,他当时经营的只是一家不足10平米的家电维修店。
在向阳乡政 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下,郑学建所开的家电铺子越做越大,到了1993年,获得农信社一笔数目不小的贷款支持下,成立了川电成套厂,主要生产加工电压电配套产品。
到2000年前后,随着国有体制改革的进行,市场化程度加大,以及向阳镇的区位优势,川电成套厂订单也飞向了拉法基、施耐德这样的国际巨头。
如果说集体经济是向阳经济发展的光,那么川电成套厂则是向阳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光影不离。向阳镇镇长黄旭东告诉记者,“向阳镇工业起步也是从摘掉人民公社牌子那一刻开始的。”
1980年至1983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向阳抓住这一时机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扩大经济作物面积,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如通过油菜大面积栽种,镇办油厂取得了较好效益。尝到发展乡镇经济“甜头”的向阳人,掀起了发展乡镇经济的热潮。
同时,建材工业也是当时乡镇企业的一大行业,全镇共办6个砖厂,年产机制砖近2000万批,同时,就地取材,发展沙石业。
自80年代乡镇企业突破“围绕农业办工业”和“三就地”框框后,1990年向阳镇率先跨入全国百颗“中国乡镇之星”行列,是广汉市率先达到小康的乡镇之一。上世纪90年代至今,向阳开始大力吸引外地的资金、技术、人才,实行各种形式的联合,以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2007年,全镇引进企业8家,并对原有的11家企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改扩建,已形成了化工、冶金、食品、造纸、服装等优势产业。向阳集体经济兴盛之后,随之民营经济也开始附带发展起来。川电成套厂即是其中样本。
随之当地就业问题也迎刃而解。四川素来是沿海地区劳动力的输出大省。但在向阳,这个比例很小。
“在向阳镇务工的农民,普遍工资都在1100元以上,虽然四川是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但是向阳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不到全镇务工人员的20%,而且都在与向阳比邻的成都青白江区、新都区。”刚刚上任不久的向阳镇党委书记王居中告诉记者。
向阳镇如今有189家生产制造型企业,其中上规模的就有31家,这些企业都要用人,部分是向阳镇本土企业,用本地人知根知底,另一部分则是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当初在商定征用土地条件的时候,解决当地就业也成为了一条纳上议程的条款。
截至2007年末,向阳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4.98亿元,工业总产值达23.68亿元。
但在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向阳镇和许多中国改革中的乡镇一样,并非一帆风顺,改革阵痛亦相随。
5亿元的历史巨债
2000年向阳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改制。最后一算账,向阳镇欠下了国家年向阳镇国地两税入库5200万元计算,相当于近10年的总值。
巨大的债务是如何产生的？
向阳镇历史债务主要分成有两大块:一是当时前面提到的向阳三大公司,很多依靠集资,这是对农民的欠债来源;另外一块债务则是征地,当时没有把钱一次性付给农民,钱存在乡财政所,每年仅付被征地农民利息。
向阳镇党委书记王居中介绍,前一部分债务,几年前就开始在还,用政 府的地方收入和转让工业用地收入,分年逐步归还。后一方式产生的债务,相当于我们现在提倡的土地入股,虽然近似但还不是这种说法。农民每年可以分到一定的钱,这个钱也是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有一个调整。
2000年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债务都是以集资的形式产生,不仅是农民,社会上到处都有。现在兑付的时候首先就兑换小的、5万以下的,因为这是经济实力肯定不是很好的人借出的,这种要优先兑付。另一些大额的,他们经济实力相对较好,还晚一些,影响不大。
向阳镇政 府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农民的集资部分已经归还一千万左右,仍还在逐年兑付。另外一种相当于企业征地过程中农民入股形式产生的债务,每年只给农民利息,没有将补偿金一次性支付给农民,折算成土地,还有2000亩。
记者调查发现,第二种方式产生的债务,至今仍给给当地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一位向阳镇居民告诉记者,他去年在向阳镇以一次性付款购买一套房产,至今仍因为历史债务问题,土地证没有办下来。
颇具戏剧性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向阳镇,在过度招商,许多企业的破产,如今却给向阳镇的新发展带来临近乡镇所没有的机遇和条件。
首先是2003年“三农政策”实施以后,土地使用有了一道“严禁征用耕地”的红线。因此90年代初许多已经闲置的厂房和土地,就成了吸引外来资本的重要砝码;其次当时在乡镇企业做过工的农民和技术人员有一定技术基础,给新招进企业减少了培训成本。
向阳镇的新逻辑
“向阳离成都也很近。我们下一步准备从青白江那个高速路接口把它接出来,把它接到向阳。”向阳镇党委书记王居中告诉记者。
向阳镇有一个社区,路两边比较好,但里面还是原来农民的老房子。向阳镇准备把这一部分土地,找一个房地产企业,由它出资,对这一部分土地进行拆迁整理,顺势给老百姓重新统一修房子。
由于该项目成本比较高,拆迁难度比较大。现在完全要靠政 府拿钱来把这个地征好,再拿来拍卖,不现实。王居中告诉记者。
王居中的设想是,把这一部分地腾出来以后,由向阳镇政 府出面进行拍卖,搞房地产开发。因为没有企业来,政 府也不敢去做这个事。初步决定由政 府定一个价位,如果过了这个价位,多的这一部分,政 府和企业分成,作为它投资的回报。通过计算,该项目投入大概在2500—3000万左右。
其实成都这种形式比较多,北京市也出台了一个一级开发整理的实施方案。
向阳镇这样做的目的:首先,老居民的居住条件可以改善;其次一个城镇的面貌也可以改观;再个就是增加城镇的居住人口,推动商业的发展;最后一个是解决企业管理层的居住。同时也对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肯定有促进作用。
“规划已经做了,如果今年没有地震,可能今年就开始实施了。这可能大概要明年吧。”王居中说。
这时在集体化和工业化双轨驱动之后,向阳镇的最新发展逻辑,有点冲动,也有点时髦,但对于这个率先去“人民公社”化的西部小镇来说,在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或许还可有更大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