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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七连跳”:彰显代工困局 (2010/5/14 9: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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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1+1》11日报道,5月6日富士康又发生了一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这已经是今年1月以来的第七起。前面的六起依然历历在目: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饶姓女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从这几起跳楼事件来看,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死者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都入职富士康不久。
前者说明今天的年轻人的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出生的更为明显,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更要自尊,更有梦想,自然压力也就更大,同时由于缺乏挫折教育,于是异常脆弱。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或许应该在中国的教育上去寻找最终的答案。
后者就说明富士康的管理或企业文化有问题,它把人当成机器使唤的管理在过去可能还能和谐,但是对于新生一代的人而言,或许就显得很不和谐了。有梦想、有自尊的年轻人碰到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时,自然就容易产生绝望,绝望之时便发生了那些惊人的一跳。
富士康作为全球代工大王,自然有必要让我们去从新思考代工的问题。所谓代工厂,简单讲,就是代人加工的工厂,它们没有自主的品牌,依靠微薄的加工利润生存的企业。
首先,为什么会出现代工模式?那是因为品牌经营者觉得加工这个环节利润不高,便把这个环节外包出去。美名其曰是社会分工。
由于承揽这种订单的工厂有很多,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从而导致利润越来越薄,对于那种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只能通过提高工人的效率和劳动强度去实现(这一点好像马克思老人家早就论述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好像今天他老人家只有牌号,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幌子,已经鲜有领导人重视其内涵了)。
其次,为了提高工人的效率和劳动强度,对于那些体力活而言,那自然就是把工人变成成了一台机器最好,要求每一个工人精确到秒,每天就像机器一样做来做去,最好一天24小时都能运作,即使不能,12小时也不错。
为了便于管理,据说在富士康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每个月开始要求员工签一个加班同意契约,同意者这个月每次都得来加班,若是不同意加班则该月一次加班都没有,一个小时都没有。为了多赚点钱,绝大部分工人都会选择签这个加班同意契约,因此富士康的大部分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都成了12小时了。可是人毕竟不是机器啊,问题自然就出来了。
最后,倘若没有前两者(一是承揽品牌商利润空间不大的加工环节,二是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和强度,按过去的说法实质是一种变相剥削)的支撑,代工厂好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正是代工厂虎虎生威了几十年之后的困局。工人的劳动强度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地“精密”下去,再说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除了必要的生存之外,还有许多更高级一些的需求。
因此,代工厂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地迁移,向最贫困的地区挺进,如过去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向中国大陆、越南、印度等地区挺进,即使在中国大陆,也从沿海发达的地区的向内陆挺进。就拿富士康来说,武汉、山西、重庆等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已经有竣工的富士康企业园区,搬迁深圳的工厂的地段部分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全部迁移。从这点来看,富士康的七连跳发生在深圳,那也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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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霖简介
    杨松霖 卓越策略家、营销与品牌导师。 品牌速成理论的奠基人和行动导师,精英智库的发起人之一,融通西方现代管理与东方古典思想的开拓者,以探寻事理之真谛为宗旨,为事半功倍之策略而耕耘,为人类寻求战胜苦难的智慧而潜心悟道,并致力传道、授业、解惑。现任多家实业和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被誉为最具理论和实践功底的营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