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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明·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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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类趋向战略: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行动框架(三) (2010/4/22 10: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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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目标定位:用主体类型定位弥补传统战略定位模式的不足
在企业制订的发展战略中,战略目标定位是规划内容之一,而现有的战略目标定位不外乎6方面内容:任务陈述、发展愿景描述、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定位、业务定位(包括行业定位和产品定位)、市场定位、发展指标设定(多为增长类、盈利类经济指标)。这是现有西方企业战略理论在实践上的必然反映。对于一个当前还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如果想向高端企业类型或者创新型企业发展,这样的目标定位模式是严重不足的,必须增加一个方面的内容:主体类型定位。
在经济系统的主体类型和相互关系中,各类企业主体,都可以在整体关照下得到清晰的呈现。通过分析所在产业的经济生态,在具体的刻画中更具体的认识自己的主体身份,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企业主体类型的战略目标定位。
1.企业主体类型
从技术周期上看,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有四个阶段,基础研究阶段、应用研究阶段、提升阶段生产经营和普及阶段生产经营。其中,“提升阶段生产经营”指利用创新技术提升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表现为对新需求的满足或对原需求的更好满足,比如当初我们都没有手机到开始有企业能提供手机,从模拟电视到开始出现数字电视;“普及阶段生产经营”指利用现有成熟技术向广泛的人群提供产品和服务,在更广泛的范围上普及某种生活品质,表现为标准化生产、大规模应用和低价格提供。
产业技术周期中的每一个阶段对应着一类工作区间或业务区间,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这些区间是由不同类型的主体承载的。基础研究在许多国家都是由超经济主体(事业单位)完成的,如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其它环节的工作一般都是有企业主体承担的,但在不同发达程度的经济体中,承担主体略有差别,且构成比例显著不同。
在发达国家,应用研究和提升阶段生产经营的承载主体是创新型企业,这里我们称其为A类企业(参见图1),比如索尼,它开发了一代又一代液晶显示器,开发和提升阶段的经营它是自己做的,当产品成熟到一定程度后,会把它的技术或工厂转让掉,让别的企业来生产,它自己则在新的技术方向上重新开始自己的循环。承接A类企业业务转移的,是一般工业企业(图中称B类企业),它是做普及性生产经营的,从低级的OEM类企业到高级点的有自主品牌的一般性生产经营企业都属于这类。中国知名度很高的联想集团和海尔公司,本质上也是B类企业。
还有一类,即所谓的技术创业企业(图中称T类企业),如美国硅谷中的许多企业都属于这种类型。它们从某项应用研究起步,力图走向提升阶段的生产经营,并希望最终成为A类企业。
 

各类主体之间存在业务模式的关联,如A类企业在技术成熟后退出,B类企业承接;T类企业可能向B类或A类企业发展,但更多的时候是市场中的“饲料”,最可能的情况是被A类企业-中国品牌总网-收购,弥补A类企业在研发上的不足和风险,如美国的思科公司主要就是靠收购小的技术创业型公司发展的。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业务关联,促进了一个产业的合理、快速循环。
无论是A类主体还是B类主体,其中又都有丰富的二级结构,可以分出各自的亚类: A1、A2、A3等和B1、B2、B3等,由此构成一个产业更为丰富的主体类型和更为复杂的生态结构。
2.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企业主体类型及其结构
在发达经济体中,T类(技术创业企业)和A类(创新型企业)企业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因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很强的技术竞争力和产业统治能力。
我国A类企业极少,目前可以称得上的,除极少数和军工有关的国有企业之外,可能只有华为公司了;T类企业也有,但也很少;绝大部分是B类企业,且主要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生产为主。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类特殊的企业类型——转制科研院所,(图中用O表示)。在未转制前,科研院所从事的仅是应用研究工作和部分基础研究工作,且作为超经济主体存在(事业单位),它们提供技术,然后由企业生产经营——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模式,所以也导致我国的A类企业少。转制之后,相应的科研院所成为了经济主体,但既不是A也不是B,有点类似T,但没有T单一和明确。转制科研院所在经济主体中的加入,增加了一类主体类型。对O类企业如果运用好了,会提高中国经济体系的质量,产生类似T 类企业的贡献,这对我国T类企业特别缺乏的现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企业主体类型和结构,构成了一国经济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彼此之间有很高的依存度,换句话说,就是每类企业的发展和生存状况都极大地受到其它主体类型发展现状的影响。以我国经济“生态环境”为例,A类企业少的结果,导致我国B类企业只能承接国外二次转移以后的产业——比如以前转移给亚洲四小龙地区的产业,再次由这些地区转移给中国。70年代转移到日本、韩国等钢铁业和造船业,再次由这些地区向中国转移,使得我国不仅B类企业多,且绝大多数处于传统产业,附加值更低,资源和环境破坏性更大。同时因为A类企业少,还导致我国的T类企业更难出现,因为T类企业独立向B类和A类企业发展的风险很大,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国家,它的出路在于被A类企业收购,从而实现T类企业创业者的收益——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一直鼓励技术型“创业”而实际的创业型企业很少的原因。相反,T类企业少和B类企业处于传统产业领域进一步导致我国A类企业也很难更多的出现:T类企业是A类企业的“饲料”,只有“饲料”更多,A类企业才会更多的出现;B类企业是A类企业的“工厂”,缺乏新兴产业中有素质的B类企业,A类企业孤掌难鸣——当然各类企业都可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寻求机会,但是本国经济体系本身作为最直接的经济生态环境,实际限制了这种机会,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谈到这类问题,并部分回答了其中的原因。
因此,一国经济体系“生态环境”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其中的企业发展,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逐渐改善经济生态环境。70年代以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如此,当前的印度、巴西等也在如此。我国改革开发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上都在对经济环境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当前对创建创新型企业的高度重视,更是直接逼近了对企业主体类型的改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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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明简介
    赵春明 管理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曾任上海高新技术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合伙创立上海复斯管理咨询公司。上海复斯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总经理。出版有《虚拟企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和《团队管理》(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2年8月)两本个人专著,在权威及核心期刊上已发表近二十篇管理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