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2日电 (秦欣) 近日各界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不绝于耳，并有消息称将在8月修订后在今年年底前推出。而官方近来的频密表态也被解读为推进这项关乎各方人士的改革在进行舆论造势（中国新闻网，7月22日）。

收入分配为什么要调整，要改革，说明收入分配不合理。哪里不合理，应该不是大家收入都太低，而是有些人收入高，有些人收入低。可收入有高有低就是不合理吗？人是不同的，收入不同有高有低是合理的，大家收入一样，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那才是不合理。中国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显然，仅仅是收入有高有低并不能说明收入分配有问题。而是现阶段，有些人的收入过高了，有些人的收入过低了，这才需要调整。可问题还是存在，按什么标准来判断收入是高是低呢？这个标准倘不确立起来，任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就像为改革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却因未先能确立标准而需要再次改革一样。

那么什么是判断收入过高过低的标准呢？是公平的价格。

收入分配理论上存在着三次分配过程：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后两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调节。而对第一次分配来说，通过市场实现分配起主导作用的是价格。个人通过工资率（人力价格）参与社会化大生产获得收入，组织通过出售商品、服务以价格和数量的乘积获得收入。价格公平与否，就决定了初次分配是否公平。不公平的价格会导致通过此价格进行交换的双方出现：一方的收入过高而另一方的收入过低。

那么，什么样的价格才是公平的呢？按照信息经济学对价格的定义，价格是对人们所掌握的关于交换物价值的信息的一种反映。所谓价格公平，就是指对参与交换的双方，在获取有关交换物的信息上不存在差异，也就是理论上所谓的机会均等和规则公平。垄断之所以会形成垄断高价，其根源就在于其能操控与交换物有关的信息。

那么机会均等和规则公平是否会导致平均主义大锅饭呢？不会。倘若参与交换的双方都能无差异地获取有关交换物的信息，那么，对此交换物价值的判断，就会因个人的差异而差异化起来，个人愿意成交的价格也就不同。一把笛子在笛子演奏家眼中和一个生产笛子的商人眼中，其价格一定是不同的。而对普通人来说，其差异可能更大。那么，在笛子的交换和流通中，对有关笛子信息的认识愈加深入的人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生产笛子的厂家可能只按照生产成本加一定的利润就成交了。而笛子演奏家却会因这把笛子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样的交换，对双方来说，是公平的。只要双方都公平地获得了有关笛子的所有信息。

因此，建立公平价格体系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个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要建立一个通透的社会。

比如，对垄断性企业，在价格制定上，要召开听证会，要强制性地公布其运营成本；对政府，在税收、行政性收费上，要接受社会各界的质询，要公开政府财政的去向，要开门执政；对普通的劳动者，要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集体协商工资，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公开的过程，也是找寻公平价格的机制和过程。

社会分配的公平，在没有公平价格体系的基础上，寄希望于二次和三次分配来“矫枉”，其后果往往是“过正”。收入过高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收入高，他们还经常拿自己的收入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了。如果不解决收入过高过低的判断标准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会招致所有人的反对：收入高的人认为自己不应该被改革，收入低的人认为改革还不充分不彻底。这样的改革会成功吗？

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以价格闯关为突破口的，这是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实质。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多方博弈，公开交换物价值信息从而找寻公平价格的一种制度安排和体系。分配的公平与否，从是否建立了公平的价格体系，从社会是否透明就可以看出来。

建立公平的价格体系，不仅会在收入分配上实现公平，还会在消费上实现公平。

现时国内经济正在进行所谓“结构性调整”，希望能从过往的外贸+投资转变成更加均衡的三驾马车。然而，消费的持续低迷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调整。消费不振的原因，其实也是价格不公平在作祟。

房价、医疗价格、教育价格等等，这些老百姓具有刚性消费需求的产品，因为不公平的价格体系而导致价格畸高，老百姓只好压缩其他消费而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当然，在其中，还存在着价格双轨制，比如政府公务员、军队干部等部分群体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购买到房屋，通过手里的权利钞票获取稀缺的优良的医疗服务、教育资源。比如，中央机关至今仍实行统筹医疗，比如，有新闻报道说，一些官员的子弟在高考中获得加分，比如很早就被人诟病的北京地区高考录取分数过低等。

公平，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可以自主定义的，它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当市场经济已不存在理论上的禁忌后，建立公平的价格机制，就成了政府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