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终于准备北迁了，还好，没有转道越南，也没有像印度转移，事实上，越南和印度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劳动保护一团糟，很多地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保护意识并不逊色中国甚至欧美国家。富士康的北迁，多少有些无奈，实则也是未来应对长三角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当然没有人会忘记一个多月前，富士康密集的跳楼危机，富士康旋即以一个漂亮的公关姿态，给全社会一个回答，但是不容否认，富士康事件给中国制造业的思考远没有结束。
中国制造的腰杆
带给代工制造模式打击的不仅是富士康，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拥有24000员工的中国本田汽车公司，5月7日起本田佛山工厂出现停工，随机这股风波在本田的各公司蔓延，夹杂着富士康跳楼的余悸给了全社会一个猝不及防的感叹号！
而这一切的到来似乎是命中注定，却又是这样的让人惊诧。
和多数的代工的中国制造企业一样，富士康依靠本土的劳动力低廉优势为代工的摩托罗拉，诺基亚、苹果、惠普、诺基亚和戴尔这样的国际品牌打工，也就是依靠这种模式，2009年，富士康出口总额达556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9％，连续7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而正是依靠中国数百万计的“富士康”们的辛勤积累，富士康们为了中国经济做出了了历史性贡献。数万计的“富士康们”给中国带来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制造给中国带来的足够的自豪。
过去30多年，中国的富士康们，就是靠这样的生产方式昼夜不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全速发展，也支撑起了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的腰杆。
无品牌的代价
富士康生产世界上几乎是全球电子产品最大的供货商，精密线缆及组配、电脑机壳及准系统、电脑系统组装、无线通讯关键零组件及组装、光通讯组件、消费性电子、液晶显示设备、半导体设备、合金材料等无所不包，但核心技术富士康没有拿过来。比如芯片是英特尔的，操作系统是微软的，富士康在这全球电子产品生产链条里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但没有得到核心利益。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机大部分都是来自富士康们的“中国制造”，一款750美元的高端iPhone手机，富士康只能拿到25美金，苹果因为品牌获得了200%暴利，富士康们却只能获得在2—4%的毛利。
而与富士康相类似的中国制造的耐克（Nike）球鞋，每一美元中，中国代工能得到的只有4美分。
5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头版文章带有揶揄的推出这样一个新闻：“中国制造”“来个小测验：想一个中国的品牌”。
事实上尽管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使用中国产品，但能报得出中国品牌的美国人真是寥寥无几，日本有索尼，德国有宝马，韩国有三星，中国有……？”一种羞辱感在不少华人心理油然而生。
这种自有名牌匮乏和过度依赖为别人贴牌的恶魔是除了造成的大量利润流失，几乎威胁到中国制造产业报国之梦。
即便是这样的委屈，依靠为国际市场做工厂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依然不能博取有偏见的欧美国家的认可，2009年，中国制造产品遭受到美国、印度、欧盟、阿根廷、秘鲁、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对中国制造发起将近30于次的反倾销诉讼调查，事实是，给全球消费者带来廉价的实惠的中国制造从来都没有洋人的尊敬，在很多时候，这种低廉反倒成了欧美国家诋毁中国制造业的口实。
代工这根弦行将绷断！
代工这根弦行将绷断！
欧美70%的轻工业产品都是放在中国制造；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不能或者不会制造，而是因为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相对更低廉！但是这种低廉也算竞争力的话，那印度、越南、非洲存在更大的竞争力，因为这些国家同样也是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在缺少自主品牌实力的状况下，这些洋大爷随时都可以抛弃中国的代加工企业们，而转向这些经济落后国家而人力成本同样低廉的国家。
2008年的金融危机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诺基亚在调低市场销售预期的同时主动降低了产量，并且在危机出现几个月内就单方面停止了与中国内地众多代工合作伙伴的业务，直接受其影响的除了富士康还有比亚迪为代表的国内众多代工企业。
而在金融危机中，受累的除电子产品行业外还包括轮船、机械等重工业以及数万类的轻工业产品，整个珠三角的加工企业，浙江义乌一代和广东的出口企业几乎全部停产，中国制造业在很短时间内遭受到重创，若不是国家及时进行内需调节，代工模式几乎陷入绝境！而备受打击的则是整个中国的制造业。
富士康式的“世界工厂”到了尽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大多采取了代工的生产模式，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在几十年内就把中国制造的产品打入世界每一个角落。
30年前，中国企业是一个资本短缺，劳动力又绝对过剩的时代，如果说延续100年前工业初期的那种高强度、高、压力低报酬生产模式还有可以说的过的理由的话。
30年后的今天，中国多数的企业资本已经相对充裕，劳动意识已经觉醒，劳动成本升高是必然的趋势，而如果不舍弃这种依靠绝对增加产业工人劳动强度和压力的生产模式，必定会带来巨大的反抗，80、90后的这一代人产业工人比起他们的父辈们更具有自我意识，当现实的生产关系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后，悲剧发生必定难免，而一旦扩展成富士康这样的集体跳楼悲剧，类似富士康的制造模式根基必定会被动摇。
有从历史看，走低成本发展制造业路线的不仅仅是中国。多年前的德国、日本和韩国都走过相同的道路。但是这些国家都很快的进行了转型。
依靠代加工模式发展的阿根廷、巴西在70、80年代都是发展比较快的，后来马上一蹶不振，为什么？资本走了，美国和欧洲把工厂转移到了中国这样的亚洲地区进。
代工模式当灭，品牌当立
富士康的12跳，已经习惯了低附加值的加工模式敲响了警钟， 无论是富士康乃至与之类似的代工企业情愿或者不情愿，它都代表这种依靠低廉劳动力发展模式到了尽头。因为他不但引起全球舆论的关注，同时也使其与高知名度客户的关系变得紧张。
最近，印度提出了要做‘世界的办公室’的品牌发展战略，一直认为比印度经济发展更好的中国有什么理由还要还要做‘世界的工厂’
品牌化是是富士康不可逆转的潮流，现代产品利润的产业链条呈现一个“Ｖ”字形曲线。曲线的两头，一头是研发、设计，另一头是品牌销售、服务，中间则是加工和制造。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大概在２０％至２５％之间，品牌的利润则达到50%，而处在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业的利润率只有５％。
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依靠压缩劳动者成本的换取生存空间的代工模式，必须向品牌和研发的方向转变。
而这种成功的转型在中国制造业早有先驱，海尔用了20年时间，完成了由制造向世界品牌转化的过程，腾中收购悍马，而比亚迪则紧抓新能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亦或是中国品牌的高附加值生产模式的转化也正波涛汹涌。
如果类似富士康中国制造们仍固守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逡巡”不前。将错失未来全球品牌化的浪潮的机会。
富士康的跳楼困境，带给中国制造业一个很好的反思的契机，如果中国制造业真的能走上不再依赖这种低廉成本的品牌发展模式，那些年轻的远去的富士康的员工们，多少能有些欣慰。
本稿同期刊发于《广告大观》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