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钢铁消费大国，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占到全球供应量的一半以上，某种意义上，像澳大利亚、巴西这样的资源性经济体就是靠着中国需求来维持繁荣的，但是作为最大的消费体，我们不但没有在铁矿石价格上享受到优惠的中国价格，反而处处被动，时时受到牵制。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中国本来可以借资源产品和资源企业价格下挫的机会，通过收购矿山企业切入上游，或通过铁矿石价格谈判锁定比较低的产品价格，但由于力拓对中铝收购股份的毁约以及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上错误判断形势，两方面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后虽希望通过FMG谈判形成的“中国价格”撬动三大矿企同盟，但由于FMG的分量太小而难以形成根本性的影响，而且即使这一模式也因FMG的单方面毁约而告终。
据有关方面的测算，近几年铁矿石价格的连年上涨使得中国为此多支付高达上万亿人民币的代价。由于钢铁做为基础产品其价格对其他行业有非常强的传导性，铁矿石价格成为影响中国物价稳定的重要因素。
铁矿石价格谈判虽然有非常强的技术因素，但本质上还是由谈判双方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处的形势和地位决定，中钢协一厢情愿的强调我们是最大的需求方，“理”应获得最优惠的价格。其实，即使从“理”上，按哈佛商学院教授、竞争战略方面的权威专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五力竞争模型，在供需双方的议价能力上，规模只是提高议价能力的要素之一，另外，产业集中度、替代品、产品歧义化程度、纵向整合能力等要素综合决定了双方的议价能力。
首先应该承认，现在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上的被动源于之前数年在钢铁业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如大部分钢企都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了钢铁产能的横向扩张上，而较少投入资源基于钢铁产业价值链来构筑竞争优势，产业思维的思路狭窄，如宝钢作为中国钢铁业的龙头老大，之前数年的发展思路是精品战略（投资汽车、家电板钢产能，这当然也是钢企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维），直到后来受到印度钢铁巨头米塔尔的刺激才开始试图通过收购做大规模，但在国内又受到地方利益的牵制，实施并不顺利。
中钢协一直以来试图实施的策略核心就是采取行政手段实施统一的采购价格，希望以一致对外来达到击垮铁矿石巨头联盟的目的，但是从本质上这还是一个比较简单、基于规模的竞争思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况且由于钢铁行业的投资主体多样，利益取向复杂，整合的效果并不好。
其实，在竞争优势的构成中，比规模更重要的是战略自由度，既然由于国际政治的原因，我们不能靠“砸钱”把上游给收购过来，那么思路就要转到如何提高我们的自由度从而降低对铁矿石巨头的依赖，2009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就很好的说明，不要说三巨头联盟，就是合成一家也不是它可以随意定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我们谈判的自由度？
如果说规模代表你手中武器的分量的话，只有有了挥动的空间才能产生动能和杀伤力。否则一块石头再大，给束缚到一个地方动弹不了，也没有人会害怕。
提高自由度的重要手段就是增加替代性，最直观的方式当然是在国内、国外寻找可以替代三巨头的更多的矿山资源。但应该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来思考对铁矿石的广义替代，比如降低我国国民经济构成中对钢铁的需求，或根据铁矿石价格的变动增加对钢铁需求的弹性，其实，无论是钢铁轧制环节的技术，还是钢铁需求环节的技术，都具有对铁矿石的替代效应，如增加钢筋强度的技术可以用比较少的钢材达到同样的支撑力度要求。
或许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企业经营模式的问题，我们的钢铁企业比铁矿石供应商对钢铁的增长有更强的依赖，粗放的规模增长方式带来了产能过剩，也限制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所以表面看是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主动权问题，本质上是我们的钢铁产业当然也包括更大范围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