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经过3年的试点仍然是空谷回音少见佳绩。低碳试点为何难以战略齐飞？来势汹汹的两型社会试验，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出“两型”真正的灵魂，两型社会试验依旧是形似而神不似，中国的低碳之路，除了勉强达成分解指标的数字游戏外，后劲缺乏。   
     中国的两型社会试验，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资源节约、低碳发展的未来之路，承担着“碳”路者的角色。湖南的长株潭和湖北武汉城市圈就是中国政府三年前选定的探路者。2007年以上城市和地区，作为中国进行“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样本城市开始求变。

　　

     数字的背后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三年过去了。40年一遇的暴雪再次袭击了湖南。三年前，包括湖南在内的整个南中国在遭遇历史罕见的冰冻雨雪的灾害中损失惨重。导致老天爷一再变脸，出现极端天气高频率发生的原因，就是高碳的排放。

求解中国的“碳路”——作为一个小阶段，回过头来看试验区，有喜有悲。喜的是，两型社会试验确实取得一些成绩，比如长株潭试验区就进行了一些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先后编制了1个改革总体方案和10个专项改革方案、1个区域规划和16个专项规划，以及5区18片总体规划。在全国率先编制了“两型社会”建设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坪塘、竹阜港、清水塘这些高能耗地区实行了大力度关停并转的节能减排。也对大河西、天易、云龙等五大示范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

     但是对于承载资源节约为主要目标的两型社会试验区，必须要对最核心的指标予以量化解读。目前最有含金量的数据就是万元GDP能耗。尽管到2010年底，长株潭试验区的长沙、株洲、湘潭乃至整个湖南完成了中国政府下达的“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但对这个完成的任务进行全面解读的时候，也许就能够对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的成果有更加全面的认知。

     首先，从湖南省统计局公布2009年全省各市州单位GDP能耗指标公报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试验两年后，长株潭试验区龙头的长沙下降幅度是4.53%，高于湖南省下降5.1% 水平，乃至为了避免尴尬，只好笼统的用：2009年长株潭试验区带动全省万元GDP能耗下降5.1%，作为对外口径。而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单位GDP能耗”下降率排名上，湖南这个拥有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省份竟然排名在全国第19名。而就在这三年，由于长沙GDP从2190亿增长到4500亿，即使完成了减排20%的目标，按照2010年长沙能耗0.82吨标准煤/万元GDP来计算，长沙的能耗总量已经达到了0.36亿吨标准煤。三年能耗总量和增加了近80%，碳排放量自然也是大幅增加。这是国际社会上希望控制碳排放的力量，不能舒服接受的。

     其次，万元GDP的能耗计算公式中，它的分子是能耗，分母是GDP，意味着一旦GDP这个分母做大的话，即使能耗上升，其数据也会下降。而在两型社会试验期间，长沙的GDP有两次非正常因素的增长，直接导致了长沙在十一五期间从1519亿的GDP神速的增长到4500亿。到2010年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7，先后长春、哈尔滨、石家庄、郑州、济南这5个省会城市充满羡慕、嫉妒、恨！第一是通过第二次经济普查，让2008年的长沙GDP从3000亿上升到3300亿，额外增加了300亿。这300亿是前些年共同积累下来的底子。第二个是在2008年，长沙只用了15.1%的GDP增速，就让长沙的GDP从2190亿增加到3000亿，其中有统计口径的变化，将湖南别的区域的经济总量纳入到了长沙的口径中。这就使得长沙在2010年万元GDP能耗达到0.82吨，成为为中部省会城市最低。如果剔除这些GDP分母非正常因素的增加，长沙的万元GDP能耗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最后，在2011年的湖南两会上，湖南提出了今年完成国家节能减排任务的目标。在长沙市的两会上，长沙市提出了今年完成节能减排3%的目标。这些目标都属于中规中矩的目标。而即使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能耗最大的山东省，也让青岛确立了超过全国水平的22%的减排目标。

     试想在全国两型社会实验区里面，对最重要的节能减排的指标并没有走到全国的前面去，那么就让我们对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和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实验区的未来试验充满了一些担忧和困惑。

     通过这些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两型社会建设还刚刚开始起步。

     中央在洒胡椒粉  

     即使通过对最核心的万元GDP能耗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得出两型社会建设的进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遇到瓶颈的结论。但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不作为，这完全是不对的。因为长期因为没有中央政策眷顾而导致中部塌陷的湖南与湖北而言，都把两型社会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来最大的政策红利来看待，都很想抓住这次机会。事实上，长株潭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试验，对于湖南省或者长沙市而言，都是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也实实在在的做出了前文所说的“喜”里面的成绩。   

     之所以长株潭和武汉“环境友好、资源节约” 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会遇到瓶颈和困惑，是因为在中国要建立两型社会是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中部的欠发达的地方政府没有这种资源和能力可以快速的推进和建成它。导致两型社会试验出现瓶颈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不给力，政策不聚焦！

    在目前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财权、税权、金融政策、体制改革、人事权都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和权限都是有限的。于是各地方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都千方百计的想进入国家级别的改革试点区域。因为一旦进入，意味着就是巨大的国家利益的倾斜。这种博弈是激烈的，中央政府常常为了平衡各地方的利益，也只好都予以照顾，直接导致了这种试验区雨后春笋般的冒出。

     在2007年中央政府确立长株潭和武汉城市圈进行“环境友好、资源节约” 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时候，前面已经有浦东、滨海新区，成都、重庆等5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获批之后又有沈阳，以及刚在2010年12月,获批成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山西，合计9个。而除这之外的，还有海西、北部湾、海南、皖江、图们江、新疆等十多个区域各种名义的示范区、规划区、振兴区。乃至有些区域对外宣传的口径就是：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国家级别政策的区域，这表明我们是洼地，因为国家迟早要给的，此刻最适合逢低进入。这种充满黑色幽默的话语中，实际上就是在说明目前各种改革试验中，中央政策是严重失焦的。

     再具体到长株潭和武汉城市群的两型社会的试验区的区域里面，捆绑众多的行政区域也促使政策进一步失焦。武汉城市群搞了1+8，长株潭搞了长沙、株洲、湘潭。中国的行政区划背后蕴藏巨大地方利益，两型社会试验本身就是一种对利益的重大调整，把过多的行政区划绑在一块，很容易导致各自为政，各打小算盘的情况出现，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自然就增加了，最终也会削弱两型社会改革的聚集力度和阻碍试验推进。

     同样在资源节约、低碳发展这个改革领域，在2010年8月，中央政府又批准了广东、云南、湖北、陕西、辽宁开展低碳的省试点。在天津、重庆、深圳、厦门、贵阳、保定等等八个市开展低碳市的试点。其中并没有长沙、株洲、湘潭与武汉。低碳试点和资源节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的同领域的再试点、再失焦，其实也是进一步削弱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的价值。

     不聚焦等于试点空转

     当中央政府政策的失焦，面对在全国大部分省区都采取国家级政策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撒胡椒粉，每个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但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不过瘾，都缺乏足够的含金量，最终变成了普惠制。普惠制在别的领域是有价值的，比如全民减税。但面对资源节约、低碳发展这样的难啃的硬骨头的时候，普惠制实际上就是在削弱改革钻头的锋利程度。变成了一把没有刀锋的大砍刀，看起来很霸气，但就是割不开肉。

     摄影师都知道，当失焦的时候，就很难拍出清晰的图片。而在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中，中央政府政策不聚焦，必然也很难绘制出一个清晰的两型社会发展的蓝图。

     既然中央政府的政策失焦，那么在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改革试验过程中，长株潭和武汉都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试想没有支持政策的聚集，政策红利不红，在中央政府没有掏出更多真金白银的情况下，没有体制改革的更有力度的支持，没有政绩考核更有力度的改革，没有财税更有力度的支持，没有金融政策更有力度的支持。作为中部的省份，湖南和湖北都处于工业化中期，都处于被大部分高碳产业锁定，都处于亟需通过发展来解决大量民生问题的阶段。武汉与长株潭试验区必然会继续以前的那种发展路径的依赖，从而在实际发展中对两型社会建设失焦，也会对自身发展的目标多处撒胡椒粉。

     现实也在证明这一点。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逐步淡化GDP崇拜的时候，长株潭试验区三年的总结报告中第一条成绩依旧是对GDP的推崇：长株潭试验区获批3年，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增长极作用进一步显现，三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由2005年的40.6%提高到42.6%，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5%。而武汉和长沙经济驱动中，依旧最依赖投资来驱动。在2010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是3800亿元，长沙是3200亿，增速远超全国的23.8%。这种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以前那种老路径上狂奔。

     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中的“综合”是个全面的概念，既要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业布局，也要考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而“配套”皆是说明不能单向推进，还要涉及产业、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试验和改革。目前，长株潭与武汉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既然发展路径都难以改变，还何谈“综合”与“配套”，何谈推进碳交易试点等这些更高层面的试验。

     反之，如果中央政府在数量繁多的改革中，聚集到1-2个改革点上，集中全中国的力量予以突破，那么很有可能再重演当年深圳改革开放试点带给整个中国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看来，既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目前的重中之重的工作，既然哥本哈根峰会成为史上最牛的峰会，既然胡锦涛访美签订了大量的新能源单子，既然在中美联合公报中突出了面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内容，那么进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改革突破点之一。

     如果能够在并没有多少发展优势的中部省份的湖南与湖北取得试验突破，那么一定会缓解中国因为巨额碳排放而承受的巨大国际压力，也一定会为中国目前最核心的转方式、调结构奠定最扎实的基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蓝图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