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乾盛世”的时候，那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相反不论在内在外，这个独霸中国的清朝集团（以下称Q公司），都面临着威胁，首先在国内，如“天地会”这样一些小的公司经常扰乱市场，而一些外资公司也正在觊觎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不论是群雄逐鹿还是争夺天下，“天下”这个概念，就像市场一样，没有所有权，而有范畴而已。就在公元1843年的时候，也就是鸦片战争的次年，大不列颠集团已经与Q公司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开始侵吞市场，并且占领了后来重要的商业和金融口岸——香港。
也就在这一年，在中国的广州，一位屡次应聘（科举考试）失败的青年，愤愤不平的说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来开科取士……”，他就是后来占据中国大半个市场的太平天国集团（以下称T公司）的领袖人物——洪秀全。
创业青年洪秀全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在Q公司道光时期的年度招聘中，三次落选，若是以往的时间，以往人物，要么他们会考上一辈子，要么就去换个职业谋生。然而洪秀全在广东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见闻多，机会也多，加上这个时候Q公司在与英国集团（以下称E集团）为首的外资公司的市场争夺中屡次失利，打破了自己身上的光环，所以让洪秀全起了自己创业的念头。
他的创业理念十分偶然，这个时期的广州城，贯通中外，三教九流没什么人都有，特别是多了以往没有的一类人，那就是传教士。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个中国人，叫做梁阿发，他因年轻时是印刷《圣经》的工人，因而后来成为基督教徒。某天，他在街上广为散发自己为传教写的《劝世良言》，当然也给了洪秀全几本，不料这个自信可以打败Q公司的失意青年将之作为创业之初的一种理念，一种看似与Q公司完全不同的理念。
而创业，一个人是不够的，他选择在家乡创业，这个时候也只得到一些亲属和一个叫做冯云山的青年教师的支持。但是，他们由于行动过激，在私塾撤掉了孔子的牌位而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远走他乡，来到了广西的贵县、紫金山区等地传播自己公司的理念，说实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资金，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日常的收入也就来自于做体力劳动和家庭教师这样的兼职。但是，一个好的理念和坚韧的性格，还是让他们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使自己的T公司初具规模。
必须说明的是，他的创业理念并不是完全西式的，像英美等国一样的，因为当时的英国传教士并不肯为他受洗，一位学者也说过，人是不可能挣脱自己的皮肤的，所以洪秀全的理念应该算是自己所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与西式思想的一种综合，是有独创意味的，当然，也是不系统的。
他反对Q公司的做法，反对Q公司的公司文化宣传，也反对E集团强占市场的行为，以包含了公道、平等等含义的“太平”作为核心理念，将基督教的上帝本土化为中国的“天”，开始了创业历程，最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金田地区打出了自己的名号——太平天国。
而此时，公司的团队已经扩展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肖朝贵、秦日昌等人。其中，韦昌辉可以看做是从Q公司跳槽出来的底层管理者；洪秀全作为领袖，成为天王（被认为是天的次子），更多的是做理论工作，实际的组织工作则完全由冯云山负责。
这个时候的T公司比较混乱，是以宗教为组织的，这种宗教掺杂了早期的基督教教义和中国民间的宗教的巫术性质的手段，不过他对笼络人心，稳定军心起到了必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为后来的公司动荡埋下了伏笔。在金田起义中，冯云山被捕，洪秀全不在总部，就在公司生死存亡之际，杨秀清和肖朝贵先后挺身而出，以“天父”、“天兄”的名义稳定住了局面，取得了军事上的领导权，同时也得到文化层面成为“天父天兄”的合法性。
创业青年洪秀全，虽然已经了洪董，但更多的意义是旗帜性的，标示性的，而不是运作性质的，可以这么说，这个时候人事权和财务大权，已经都不在自己手里。
市场战略的初步形成
已经形成基本团队的T公司，在金田的胜利没有引起Q公司的足够重视，因为这个时候的市场格局大体是E集团为首的外资企业占据了沿海的大部分地区，而林立的散乱的“小公司”如天地会、小刀会（1853年起义）等等也分撒了Q公司的注意力，而在Q公司看来，洪秀全的企业和他们没有区别，甚至在丢失整个广西市场之前，连Q公司的广西分公司都没拿T公司当回事。
不过实际上，洪秀全领导的T公司与天地会这样随起随灭，行动不统一的松散组织不同，这个时候的T 公司随着几个小战役的胜利，已经建成了初步的建制，而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因人设岗，文化领衔，并逐渐形成了：首先稳固本地市场，辐射并升级周边市场，再攻克重点市场区域的战略步骤。
在永安地区，完成了基本的公司建设。确立了从王（军师）到两司马的十二级官制；依照农业社会的特点制定了新的日历；制定了纪律严明的《行营规矩》；确立了农民拥有自耕田，财务统一的经济制度；颁布并刻印《太平礼制》等宣传手册，保证的公司文化对于大量新员工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这样一来，T公司与天地会等小公司是完全不同的生态存在。由于初期的建设的合理，使得不断加入的成员立即形成了战斗力，而经济建设保证公司运作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建设避免了人员的流失。基本的市场战略避免了力量分散，使T公司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经过“永安突围”、“桂林之战”、“武昌之战”三场重大的战役，T公司在全国范围有了影响力和知名度，但是意外的失去了公司早期的实际的组织者和奠基人冯云山。
如果在一家大公司，或者成熟的企业，几个人的人事变动不会改变什么，就像今天的职业经理人的跳槽一样，只要你遵守条文上的规则，不违反法律，那是完全自由的，也不会对原公司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每个人的作用是一定的，管理幅度是有限的，而公司健全的制度会弥补人的不足。但是在一个企业的初期，人是最重要的，人治是主要的治理手段，一个关键人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看冯云山的特殊性，首先他是公司元老，在globrand.com文化（信仰）层面仅次于洪秀全，在宗教上是天父三子；在组织上，掌握实权的杨秀清和肖朝贵是通过他进入组织的；在公司政治上，杨秀清地位的取得和肖朝贵成为“帝婿”也是他出于团结的考虑促成的。所以他在整个组织中是一个中枢和关键的节点。
不过他的死没有延误公司的迅速壮大，由于Q公司的政策不利，而外资公司普遍不受多数人的接受，所以贫农和小手工业者为主的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地方的小公司纷纷加入T公司，形成了马太效应，最终攻克武昌、九江等地，建都南京，名为“天京”。这个时候，T公司已经成为能够与Q和外资公司分庭抗礼、三分天下的大公司了。而其在南京建都，更是从名牌变成品牌，在全国范围流传甚广。
建都天京与盲目扩张
建都天京，不可不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胜利，然而从局势上看，虽然公司发展迅速，一些有才干的人纷纷加盟，但是天京（南京）的周围就是Q公司的重兵所在——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这样一来，攻下一个极为重点的市场，必然要面临守住这个市场的问题，这样一来也就减缓了进攻的势头。
得到南京之后，T公司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镇江、扬州这样的重镇，但是由于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军事的整顿、驻防，没有及时被罚，给Q公司留有了调配军事的时间。
李开芳和林凤祥的北伐团队一路攻克到距离保定三十公里的张登镇，当时Q公司的总部已经决定撤离，北京城几乎成为一座空城，然而他们选择了东进攻取天津，战局不利转向静海，军队的人数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多为投降军，往往不能有效调度，由于战局的规模之大，战斗力反而下降，最终导致了北伐的失败。而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在南京的延误错失了最佳的进攻时机。
西征的初期也比较顺利，最后在安徽取得了绝对性的优势。而在湘潭，遭遇了曾国藩的湘军，湘军取得了外资的“资助”在军事硬件的设备上远超西征军，最终湘潭失利，导致西征战局转入守势。这时，陈玉成在攻克武昌的战役中脱颖而出，而二十四岁的老将石达开在湖口、九江的水上战斗中，以分割对手主要力量，采取小分队以火攻袭扰敌战船取得胜利。整个战局进入了僵持的阶段，而T公司显然的处于优势地位。这个时候的Q公司也仅仅就是百足之虫的态势。
天京（南京）通过一系列的治理，内政与外交等等各个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个纲领本身就有“理想国”的意味，而天京内部的社会阶层也比较复杂，整个市场格局上看，E等外资集团虎视眈眈，在公元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Q公司也没有失去抵抗的能力，所以形势并没有乐观到可以“安享太平”的地步。
内耗
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曲线赚钱”的道理。如果在商业上，以金钱为主要目的，要么失败，要么成效不大，也就是说商业的出发点是非功利的，而手段是功利的，才是合理的商业模式。这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成功的商人的情商要比一般人的高。
情商（EQ）又称情绪智力，是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以往认为，一个人能否在一生中取得成就，智力水平是第一重要的，即智商越高，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现在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有时其作用甚至要超过智力水平。那么，到底什么是情商呢？
美国心理学家认为，情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识自身的情绪。因为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二是能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即能调控自己；三是自我激励，它能够使人走出生命中的低潮，重新出发。四是认知他人的情绪。这是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基础；五是人际关系的管理。即领导和管理能力。
很显然，赚取利益的下一步就是分得利益，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这也是人性的体现，而这个时候，T集团的领导人如果能以退为进，以舍为得，那么历史的结局似乎就很难预料了。
不过，历史就是历史。二次鸦片战争后，E集团等外资公司从Q公司取得了内陆港口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这显然是包括了T公司的势力范围，力量对比上，相对悬殊，于是E与Q开始了一场利益的共谋，一方为了政治，一方为了经济。
当其累卵之时，T公司内部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定都定国就像是在好的城市买下了一座商业大厦，成了公司，合作伙伴的关系必然要从平等到不平等。洪秀全此时已经成了王，是形式上的最高领导者，滋长了个人权威意识，其他的王也是一样，这样一来，每个人的权威间必然要发生对抗。
从衣食同寝到王府林立，各个王都开始讲排场，配备高级交通工具，册封子女，而内部的投降派为了取得原有利益，都成了“潜伏者”。团队内部的主要矛盾也就在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之间展开。洪秀全作为最高统治者，公司创始人，拥有了形式上的最高权威，但是杨秀清手握实权，而且在前文我们提到，在文化和宗教上，他拥有“天父下凡”的合法解释权，凌驾于洪秀全之上，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为九千岁），在“天父”的幌子下，又可以让洪秀全下跪接旨，甚至杖责，实际上是不承认洪德最高权力，哪怕是形式上的。
洪秀全不愿意做花瓶老总，韦昌辉这个跳槽的，唯恐天下不乱，而石达开、秦日刚这些元老也不愿意看到杨秀清取而代之，于是爆发了天京变乱，一场残酷和混乱的内耗与缠斗，大概牺牲了2-3万的骨干分子。错失了歼敌时期，导致武昌失守，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损耗。
随后石达开回归，由于受到变乱的影响，洪秀全并没有完全信任石达开，而石达开也有出走的意愿，终于以洪秀全使其亲信（洪仁轩等）制约石达开，而石达开出走告终，这个时候的T公司，基本是分为了两个部分。
这个时候的T公司已经元气大伤，从而导致了后来最终失利的局面。到了后期更是再次反复了局部胜利，大封王爷，内耗的局面，又遭到了Q公司E集团的联合围捕，导致最终的失败。
以史为鉴
我们从故事中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首先，大公司垄断的市场并不是严丝合缝的。任何的市场都有机会，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从分得小杯羹小公司中脱颖而出。这要求我们要利用市场机会，坚定市场信念，树立一个好的产品理念，集合一支优秀的团队去完成它，而不是短期的利益所牵绊。
其次，制度和人的平衡。天平天国的初步胜利，除去客观原因，我们看到了初期的太平天国在法治和人治之间走了一条平衡的路线。因为其初期制度较之天地会更加合理，所以发展更壮大和迅速；但是后来，人跨越到制度之上（如建都后的圣库制度），导致了权力的分配不合理产生了内耗，消耗了大量资源。而假如，建都后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个人权威，加上一个善于管理的团队，那么也可以用脚投票，一两个人的离职而不是分裂公司，是不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的。
最后，就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公司成长的越快，越是要谨慎，越是要理性的分析，我的钱是怎么赚来的，如何持续下去，而不是感性的思考，我该买奔驰还是宝马的问题。
借用两句古语来做结语：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