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地球停转之日》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人们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才会改变。”美国人也是一样，当那十几个松散的联邦作为一个整体与英国签订协议之后，他们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可以是谁？我们能够是谁？”的问题。
实际上，当时的人们确实的困惑的，他们称呼自己的方式有：美利坚联邦、联合州或者合纵国，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首先把自己当做是一个自己州的公民而后才是国家的公民。就像13个人联合打败了一个强敌，他们依然还是那13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作为整体的强大的人，这正是他们面临的困境。
不论在世界的哪里，联合在一起是最困难的，就像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思想最为光辉的阶段，当秦威胁了六国的生存，其时当世的智者竞相奔走，合纵连横，光彩纷呈，儒墨法道，国士无双。但是六国也免不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很难形成一个联邦。
这样的事情不仅出现在国家和历史的层面，企业也是一样的，先进的企业制度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使更多的优质资源集合到一起，拥有比较强的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但是如果不选择这样的道路，企业变得强大的成本就高得多了。在宁向东博士的《公司治理理论》中讲了一个故事，大意如下：
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懂得技术和管理的人有了一项不错的发明，他十分想把这项技术市场化运营，但是缺乏两千万的运营资金。于是他找到了宁先生，经介绍与一位民营企业家接洽，经过一天的洽谈，双方均十分满意，在谈话的最后，投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投资之后，资金变成了设备和产品，但是企业是高科技的企业，我没有能力管，经营决策都由你做主，我怎么保证你不黑我呢？”
于是技术拥有者请宁先生给出一个方案，他也就详实和仔细地谈了一下经理报酬、董事会制度和外部独立董事等等公司治理理论，另两个人都是听得两眼放光，一个具备现代化体制的公司彷佛就要诞生的时候，投资人略微沉思后对技术持有者说：宁老师说的很好，但是有点复杂，你看你有一个女儿，我也有一个女儿，不如把你女儿接到我家，让他们做个伴，一起吃住一起读书，这样你也能安心地去运作公司了。
这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质子”策略是多么相似。虽然不知道这公司后来的故事，但是我们仍然为两家感到有些惋惜，因为如果他们发展壮大到今天，想要上市的话就还要再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
美国当时面临一个岔路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反抗母公司英国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但是自由不是秩序，自由也不能形成一个国家（就像13个好朋友不一定能结合在未必能够做一个公司）。但是他们有着很多组成一个国家的潜质。
人们首先否定了英国的制度，同时人们也比较反对成立一个集权的政府，因为人们同样不喜欢英国国会。他们不想打败一个外来的侵略者，却在自己的内部再培养出一个类似的东西，人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人人享有自由，他们甚至不喜欢“国家（nation）”而称呼各个州为“联合（union）”。
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786年左右。
三权分立下的政府
实际上，早在10年前的大陆会议时期，由弗吉尼亚州牵头拟定了一个法案，大约就是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成立议会等等内容。但是法案的内容当时很难实行，各州也都在各行其是，成文的《联邦条款》直到1781年才被完全通过。
人们拒绝政府，但是人们议会是可行的，于是在1781年左右成立一个新的大陆会议作为国家机构，它无权征税，没有军队，也没有贯彻自己决定的保证手段。但是它毕竟增加了一个州，设计了外交部、财政部和邮政部。它之下的十三州各自发行通胀的货币，借国债，建立海军以及同原住民进行战争。这个时候看来，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一片灰暗的，甚至我们应该怀疑它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国家。
1786年左右，这个国家的杰出人物再次显示了杰出的才能，例如乔治•华盛顿，他说：“要门我们在一个领导之下为成立联邦而成为一个国家，要么我们就保持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永远互相争吵。”这样的观点得到了汉密尔顿，亚当斯和莫里斯等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么若干年后，这个国家会不复存在，各个州会处于各地豪强的独裁下或者称为外国野心家的牺牲品。
这个时候，我想到的是人力资本的问题，当我们说起人力资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始终不知道资源如何转化为资本。优秀的人才，可能会在一个关键的时候为你的企业做出改变企业命运的贡献。我想除了业务能力的提高，高素质的人才对企业制度的建设，文化的形成会起到自身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是人的文化，由人去形成和完善。某件事情的成败往往与一些关键人物的发挥才能的程度有很大关系。
在美利坚的历史上也是如此，1787年，著名的立宪会议在费城召开。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等人先后到达费城，麦迪逊最后成为“宪法之父”，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同时需要保证多数人的自由来使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政府这样的难题。
于是他按照洛克的思想，由伦道夫出面提出组成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三权指行政、立法、司法）。这个想法首先获得了一致通过，但是具体的执行细则讨论了三个半月之久。当时的一些想法被沿承至今，比如两院制：众议院与参议院，众议院按照各州人口比例，而参议院每州两人解决了州间的矛盾；行政权的问题本有两个方案，一是成立委员会，二是设立总统，由于多数人希望华盛顿担任第一任总统，所以选择了后者；三权的制衡体现到：总统作为三军司令，但是没有宣战权，宣战权掌握在国会，国会与各州均有征税权，但是所有的一切要在宪法下运行，而对于宪法的解释权在司法机关手中。
从中我们看到了建设一个国家远比建立一个国家要复杂的多。同理的是，建立一个企业很容易，可能仅仅需要资本和几个人员，但是建设一个企业却是漫漫其修远兮的。不管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都需要一个超出主观判别的准则，在国家就是宪法，在企业就应该是规章。这也涉及到我们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党派的争斗没有造成巨大内耗。
到1788年，所有的州都通过了宪法，所有人都认为它很完美，一群卓越的人们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用了三月有余的时间设定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体制。使美国成为希腊之后又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然而，国家存在必要的恶，就在宪法中的自由条款，并没有说明谁是自由的？是否包括女性？是否包括黑人？还是指成年的自由的白种人，这也为其后的内战埋下了伏笔。
1789年，华盛顿作为美利坚合众国。
派系并非罪恶——两党制的合理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这也就形成了派系。这种派系的最强表现形式是党派，最弱表现形式可能就是某个人的一个意见，最常见的就是一群人的一个意见。
最初的美利坚建国者们是极度讨厌党派的，杰斐逊甚至说，如果上天堂需要加入党派，那么我就不上天堂之类的话语。但是随着中央政府、两院议会的建立，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要在一个系统内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也就形成了党派。美国的两党制有几个特点：（1）以争夺总统职位为主要目标；（2）不存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严格区分；（3）意识形态色彩淡薄，两党均走中国间路线；（4）政党领袖的权力和地位微弱；（5）组织松散，党权分散，党内凝聚力差。从这几个特点中不难看出，两党没有绝对的对立面，而且两个党实际上更像是派别，举例来说，今天你投票给民主党，那么你就是民主党人，明天你投给共和党，那你就共和党人。
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反对当时政府决策的人们团结在杰斐逊和麦迪逊周围，形成民主共和党，另一个党派叫做联邦党，后来更名为辉格党与民主共和党，1956年两党被称作民主党与共和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两党制并不像其他国家的两党制或者严重的党派争斗而影响到国家利益。两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牢牢结合到一起，因此不论是谁上台，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两党的任何争斗都不会超出三权分立体系所限制的范畴，也就是说争取到总统位置的党派未必是在议会中占据多数的党派，这样也就保证了国家的稳定运行。
而派系在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中，却扮演不了那么磊落的角色。在我们的语境中，提及派系就会不得不提起“勾心斗角”或者“窝里斗”等词汇。究其本质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企业管理体系本身就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有人总结为：中国企业的派系是以“人”为划分标准，而不是以“观念或事物”为划分标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现象，本质的原因就是企业本身不成其为一个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存在的合理体系。
而且我国的文化传统上，相争历来是不君子的，比如古代时候的党群相争总是要争取到皇帝的信任，将对方说成是小人，最好是乱党给砍掉才是对的，而不是共存；有一段时期若是相争也要力证对方是反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所以孔子很早就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而美国两个党派的一些特征好像真的是受到了老夫子的教导一样。但是我们作为夫子的后裔在企业的经营中，却总是想把争斗的一方扫地出门，而上级领导也乐于借助一些派系的斗争来巩固自己的位置。而我认为这样的事情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这样的企业政治往往存在于小的企业中，而存在这样企业政治的公司很难做大，越难做大政治就越恶劣，人才越凋零，往往最后变成了“庙小妖风大”的格局。
总结而言，不良的政治的另一个原因不是蛋糕太大，而蛋糕太小。
略 析
本节实际上说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三权分立，第二就是两党制。在股份制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事会的职权就和立法权以及司法权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董事会内部也是分为不同的委员会的。
一，在经济学的领域中，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公司控制市场是对经理败德行为最有力的约束，但是董事会是监督经理的一个成本最低的内部资源。可以说：决策管理的内务交给了高级管理人员，而决策控制工作则是董事会的责任。
但是董事会的发展也是经历内部人、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几个阶段的。在目前的委员会的模式下，我们可以将股东看作是选民，那么董事会（特别是独立董事）就相当于司法机关，而各级经理组成了行政机关，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经理层负责公司的策略，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战略，以及对于经理层的管理。
同理，三权的分立设立一个最高而且最为客观的最高宪法，将行政权分给总统，而决定权分给议会，司法解释权给最高法院，这样的相互制衡可以举一个公司的例子：员工是归经理管理的，而且经理负责日常的运营，但是这些决策是否合理是要取决于董事会审计的，而且经理的薪酬也是有薪酬委员会制定的，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但是董事会制度是有价值区完善的制度了。美利坚正是通过不断地完善（包括内战）最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二，两党对于一个体系内的一个位置的竞争，促进了国家的良性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两党制处于三权分立的制度体系下。就好像不同的部门经理都要做总经理，不管谁做上了总经理，都要对董事会负责，自己作为持股人也是在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而家族企业中的派系最不合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某个事情，而且某个人一旦得势，就可以改变游戏的规则，剔除另一方从而失去了博弈的平衡，但就像下象棋，总要有输赢，前提是必须要两个棋手。
最后，不论中外，最早的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由于事业慢慢的壮大，壮大到一个家族的财力不足以承担，而要引进巨额资本，所以就有股票的发行和金融机构的介入，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对于一个复杂公司的管理办法。如果蛋糕不够大，那么就会产生博弈论双输的纳什均衡，反之，企业要慢慢做大，体制不断地健全，没有人有能力放弃既得利益，也不能完全使他人不获利，才能形成良好的董事会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