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当媒体像数饺子一样计算着坠楼人数，郭台铭带着数百记者，到深圳富士康现场，公开安抚情势。当记者问：“还会不会有人跳楼？”郭台铭说，在逻辑上及科学上，他都无法保证不再发生。讵料，当日深夜就爆出第十二跳。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联合早报社论指出，此事发生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发生在全球最大且在诸多领域最顶尖的电子专业制造厂富士康公司，且富士康又是台商；所以，此事已不只是劳工的血泪事件而已，而是在全球化、中国政经改革与两岸经济互动的几个大架构下，一个必须从全球高度及宏观角度来严肃审视的课题。

《南方周末》记者卧底富士康采访二十八天后指出，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但也指出：“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在更大的视野里即可发现，死亡的魔咒并不只在诅咒着“郭台铭的紫禁城”。联合早报社论从“从全球化的大架构”说起。我们曾经指出：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是列强资本家挟工业革命后的产业竞争力，一方面对内剥削本土劳工，另一方面对外以重商主义、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向弱势国家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却主要是因列强资本家为摆脱本国的高工资及高环保，藉“全球化”的名义及“境外外包”的手段，向弱势国家寻求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所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对准了列强资本家的胃口。因此，中国的崛起，可谓是历史上首次从廉价劳工推动的“由下而上”的崛起；马克斯所说的劳动的“剩余价值”，遂成了中国崛起的杠杆。

再谈中国的政经改革。中国从每一个人的职业及每一个人的住房皆由政府安排，转变到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求职谋生；于是，数以亿计的弱势地区青壮人口涌向城市及工厂，他们因应新情势的艰辛痛苦，不言可喻。政府一方面深知，“中国价格”（其实主要是低廉的“中国工资”）及禁止工运，是维持“世界工厂”的主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相较于各式媒体上纸醉金迷的繁荣表象，这些在工厂里年轻青涩的“螺丝钉”们，岂能没有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北京当局虽亦以《劳动合同法》等手段，设法强化劳工的福利保障；但一方面并未落实，另一方面亦与劳工的人生期许仍有极大落差，他们看不到可以逐步往上爬的人生之梯。这也许就是《南方周末》所说，“一代产业工人的命运”。

最后说台商。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无论在中国境内，或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皆应不能说是血汗工厂。但当中国劳工的相对剥夺感形成了政经压力，两岸经济合作必须超越“代工”的层次，也必须超越低工资的层次；否则，在全球化的平台上，迟早会有人取代“世界工厂”的地位。尤其，台商在大陆的角色特别敏感；或可享有一些政经特权，但也极易形成社会攻击的标靶。此次大陆及香港媒体对富士康的批评，已经带有社会歧视的色彩在内，值得注意。

然而，早在200年前，斯密似乎就是针对这个低工资神话，提出过完全不同的工资理论：“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斯密甚至似乎针对目前劳工普遍长时间加班的现象指出：“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秋风撰文指出：需要立法者、需要企业精英意识到斯密已经充分讨论过的一个经济学常识：劳工报酬趋向合理，不仅是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经济、社会同时繁荣的动力。

“迟暮的代工厂，面临的是劳动力红利时代的拐点。郭台铭还能做些什么？” 因此，我们不能让这真正成为“一代产业工人的命运”，需要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