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泽基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中国产业升级为时尚早。王教授给出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国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钱从哪里来？从银行贷款，要不就要抵押，要不就要担保，中小企业厂房是租来的，怎么抵押？又不能像大企业那样互相担保。到地下钱庄贷款，利息要20%，小企业怎么负担？相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这对夫妻钱都是共有的，放在哪个兜里不是花啊。国企钱多得花不完，私营小企业贷点儿款特别难，就是中国企业生存的现状。”“政府搞产业升级，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做资本密集型产业，那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要发展什么行业就给什么行业拨款，这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滋养“权利寻租”的土壤。让最熟悉市场的人做决定才是正确的选择，而离市场最近、最熟悉市场的人，就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二是，企业引进技术，就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运用技术生产，但是目前中国农民工基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要想组织培训，提高素质，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而且培训还是需要资金，企业解决起来不容易。

王教授还分析说，一说到产业升级，大家想到的就是引入高科技，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和行业，做名牌。但是什么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基本上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须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或营运资本,很多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也不一定盈利。例如做名牌，所需的推广和维持品牌的成本远高于一般人的想像。即便是名牌老大LVMH的2009净营运利润率( net operating margin) 也不过是11.6%，而Hermes是15.8%，比中国制造业的高一些。但这都是百年老店，经历磨难，淘汰了万千对手，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计算打造品牌的成本，那就更没有什么钱可以赚了。半导体被认为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但它的竞争更是激烈，连年亏损并不少见。同样被认为是劳动力附加值行业的科技类消费产品，也不见得很好，比如索尼的净营运利润率只有0.18%。

但细一分析，王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一来推进中国产业升级，并不是说传统企业就要了，低科技含量企业就必须倒闭了，而是要引导大陆企业逐步注重产品的技术含，逐步提高产业队伍的整体素质，逐步摆脱纯加工产业的支撑；二来中国企业产业大军的素质，并不完全像王教授所言，还是初中生的农民工，尽管中国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的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但经过30年的努力，企业产业工大部分或相当部分是大学生、中专生或职业技术毕业的学生，初中农民工的比例在逐步下降；三是资金问题并不是影响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本质问题，影响产业升级的本质问题仍然是我们的产业意识、品牌意识与财富意识的偏差造成的。

尽管王教授讲，6月初，中国发改委开会，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随后有14个沿海省市调高了最低工资，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调整幅度超过了20%，很多从7月1日就开始施行。

为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找“合理”理由的大有人在，支持的人大都认为“‘刘易斯拐点‘来到，加薪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加薪可以‘倒推‘产业升级，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从而扩大内需。” 这个逻辑很荒谬，人为加薪不会“倒推”产业升级 。

但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认为中国产业升级为时尚早。而应当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刻不容缓。王教授在文中讲，在自由竞争市场，工资由什么决定？是政府官员一拍脑门子就给个数么？肯定不是。是老板想怎么剥削就怎么剥削？也不是。虽然就整個中国而言，垄断和政府调控的企业常见，但单以华南制造业来说，竞争是自由和激烈的。在这个自由竞争市场中，工人的工资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正是这样的状况，中国企业才有必须推进产业升级，推进技术培训。没有产业升级，没有训练有素的产业大军，中国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与经济报酬怎么能够提高？

是的，“中国不应该放弃传统产业。”但并不是说，“中国目前还不能转向高附加值、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还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而是必须并且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升级换代。

当前中国一个非常错误的动向，就是相当部分企业家、相当部分企业不肯、不愿、不想下功夫进行产业升级，不会、不能、不敢推进品牌提升，仍然热衷于机会取胜，通过与政府的关系、与金融的关系、与垄断市场的关系，挖掘能够让自己资本成倍、成十倍乃至成百倍增长的机会，而不愿意去大量的企业精耕细作的管理与研发。

企业经营者心中没有消费者、没有制造者，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感和对资本的罪恶感，有的只是权力、只是金钱、只是增值，这才是阻碍当前中国产业升级的本质原因。

当大量的资本在垄断市场、权力市场、机会市场游荡时，中国产业的空心化已经更为明显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已经到来了，而我们却依然认为产业升级为时尚早，那么中国产业的真正希望又在哪里？

中国产业的真正现实是，升级换代刻不容缓，不可犹豫，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