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从境内外媒体披露的内容看，草案中约束新闻媒体的条款离国际公认的价值观相去甚远。笔者担心目前草案中管制新闻报道的条款不仅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还会影响中共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加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成本。
但是，笔者提醒世人要特别关注《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出台的深层机理。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态和学术生态得不到有效改造，类似的法律草案今后还会出现。
一、中国的新闻媒体向来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被称为“新闻机关”“舆论机关”，各省市宣传部长通常都是党委常委。直到今天，中国高校的新闻教育、中国的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依然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 Marxist）新闻观为指针的。
其实，发轫于欧洲的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已经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葛兰西（Antonio Gramsc）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并进而提出了“文化争霸论”(cultural hegemony)；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public 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阐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legitimacy）。今天，政府已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在西方，新闻媒体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范畴；而中国的不少决策者还在坚持把新闻媒体纳入“强制性国家机器”的架构。
中国的新闻理论并没有与时俱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官方媒体还在恪守着前苏联时期的新闻理念，结果导致中国官方媒体的公信力低下，进而导致中青年精英纷纷转向境外媒体获取资讯。早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华南都市报》就曾报导，珠三角的电视分为四大梯队：香港无线、亚视为第一梯队，广东省台和各市电视台为第二梯队，央视及各地卫视等省外电视媒体为第三梯队，凤凰、华娱等为第四梯队。今天，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收视率持续下滑，已经有人用“面目可憎”来描绘CCTV-1的《新闻联播》。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告诫我们：新闻传播务必要遵循其固有的规律。周恩来总理批评香港的中方报纸时曾说：“不要你们在香港办党报！”陈毅副总理说：“若要你们在香港办党报，倒不如叫《人民日报》去搞个分社，干脆把《人民日报》拿到香港去印发。”廖承志同志指出：“我们在香港的报纸要走社会化的道路，不要搞党报左报，老摆一张红面孔、一副‘爱国主义’的架子。在香港要内外有别，不能照搬国内三百六十天突出政治，板起面孔教训人，把报纸办成教科书，把你们自己扮成训导主任。”历史的回音仍铮铮作响，可并非每个人都听得见。
中国的新闻理论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而前苏联新闻政策的恶果是“《消息报》无真理，《真理报》无消息”。东德与西德统一后，前往东德考察的西方媒体大亨评论说：那里的新闻官的职责，就是不让新闻出现在媒体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但愿中国能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二、传播学引入中国已有二十多年，可至今还停留在翻译、引介阶段。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还无法有效地指导中国的传播实践。今天，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包括舆论控制）已经发展成一门可以运用实验、数理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不少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而在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几所大学开设相关课程。中国的策士们还陶醉在《史记》《资治通鉴》等传统政治智慧中。
政治学家Janet Newman曾以集权-分权、秩序-创新为经纬，勾勒出了四种管治模式。“等级制度模式”(hierarchy model)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标模式”(rational goal model)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改变刺激的方式来诱导管理目标的行为变化；“开放系统模式”(open systems model)强调各种网络在施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信息反馈的能动性；“自我管理模式”(self-governance model)则欢迎公民和社区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强化全社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后两种模式旨在提升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大众传媒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组合模式”。在民主国家，四种模式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运用；大众传媒被视为“管治伙伴”，用于塑造社会期望、“共同”制订政策，并使政策和行为合法化。
当西方政府把新闻媒体视为“管治伙伴”加以倚重时，中国的某些政府官员及其谋士却把新闻媒体作为对手加以防范。据透露，中国的个别地方政府设有秘密的“打负办”（打击负面报道办公室）。可见，新闻（媒体）既可以是垫脚石，也可以是绊脚石，关键在于当权者的认识、立场和水平。
对于“舆论控制”，中国也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解读。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控制”其实就是“指对人们的行动实行制约和限制，使之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任何社会过程”。有人据此极端地认为，舆论控制的目标就是消除产生“不和谐音”的因素。此论调者很难容忍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而今天西方人的“控制”概念更多地是受控制论创始人威纳(Norbert Wiener)的影响：任何系统都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但由于系统内部以及环境中存在着诸多偶然的和随机的偏离因素，因此任何系统都具有从有序向无序、从确定状态向不确定状态的变化倾向。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就需要对系统进行控制。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信息反馈。因为系统输出物反映了系统的秩序状态和功能执行情况，把输出物的全部或部分作为反馈信息回送到系统中，并对系统的运行进行调整，就可以起到修正偏差的作用。由此可见，两种“控制”的目的相近，但手段迥异。
三、中国大陆的学者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呈现出机会主义者的诸多特征。不少学者不惜放弃自己的学术良知来取悦政客，并以辅佐政客为事业发展的最高目标。
《瞭望新闻周刊》在报道《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时说，“今年‘两会’之后，起草单位就草案向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以及专家学者进一步征求意见。”笔者不知这里所说的“专家学者”是否包括新闻与传播学者，更不知道我们的学者是否会秉持学术良知据理力争。
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曾说，中国有一流的生态问题，却没有一流的生态学者。对杨先生的观点笔者深表赞赏。但是，笔者必须强调，中国之所以没有一流的生态专家，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很多专家都具有深入骨髓的“媚官”心态。所以，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中，他们不可能成为公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试看：中国推出的新闻舆论政策，又有哪一条不是专家学者建议的结果？
众所周知，政治顾问是政治家的灵魂。不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顾问绝非中国古代的军师。今日的政治顾问是精于政治传播和舆论控制、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高级专家。但中国的谋士们呢？他们还缺乏宽阔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soft power)，仅靠经济实力、国际援助和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必须打造“全球市民社会”（globalized civil society）公认的政治价值。这不仅是对外“和平崛起”的需要，也是对内“和谐发展”的需要。惟有如此，中国的国家战略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毕研韬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