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强调，中国现行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障碍。对于中国政府投资450亿人民币加强海外宣传的传闻，我曾公开评论说，“这除了浪费国家巨额资金、肥了某些国营媒体外，对国家形象的改善不会有多大帮助，甚至是徒增笑料而已。”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媒体亟需提升公信力和影响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过，中国这么多媒体，“能够影响到国际舆论的东西很少，统计一下，百分之几都不到。”对此评判，在下完全赞同。当然，在传播学上，影响力是个矢量，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
近日研读相关报道，我对国家推动出版、报刊转制改革的举措全力支持。我曾在《解放媒体，复兴中华》中列举了新闻体制改革的四条理由：解放媒体就是提升国力，就是保家卫国，就是爱党爱民，就是顺应民意。从国际传播与政治传播的视角考量，笔者的论断并不过分。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还阐述了新闻体制改革的三大目标和原则：保持权力间的动态平衡、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积极稳妥渐进改革。如今我国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全面推动出版、报刊单位转制改革，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传播系统将迎来新一轮改造升级。
自由撰稿人冼岩认为，中国的治国方式正在从建构主义到演进主义嬗变。至于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新闻体制改革，我想大致属于建构主义与演进主义的混合体。但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开始清算列宁主义新闻观的流毒了，因为它已经阻碍了国家实力的提升。
（作者系旅欧中国传播学者、海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