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建议，“用一种量化指标对中国所有外宣媒体做全盘体检，不合格的全都收摊关门，一定会有不少人财路被断，荷包大缩水。”（《上海政协网》2009年7月31日）曹 先生认为，对外传播是对内传播的延伸；连自己国民都不屑一顾的东西不会“被其它国家的老百姓欣然接受”。
我的理解是，曹 先生不单纯是从媒介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官方媒体，他实际上是从国际传播学的视角关注传播效果。曹 先生此论的前提是，中外新闻媒体的受众具有某种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我赞同曹 先生的观点，因为一般而言，媒介的国内公信力和国际公信力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有必要劳师动众为外宣媒体全盘体检吗？我看没必要，因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先生早有结论了：“中国这么多的报纸、这么多的广播、这么多的电视、这么多的互联网，能够影响到国际舆论的东西很少，统计一下，百分之几都不到。”（《星岛环球网》2008年10月29日）
在中国，新闻媒体被称为舆论机关，官方媒体的负责人隶属于各级党委政府。换言之，新闻媒体是统治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从本质上看，这并没有错。政治学者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就曾指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
问题是，政府与媒体的一体化阻碍了新闻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当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较弱时。由于缺乏独立性，此时媒体对政府的宣传恰如法庭上儿子为老子的辩护。如此，不仅政府利用新闻媒体提高管治能力的愿望无从实现，新闻媒体的其他功能也难以发挥。此时的官媒已濒临死亡，变革求生也就迫在眉睫。
（博讯新闻网》2009年9月20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