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春洋：话说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理论最初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对文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的。他们认为：“文化是由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是通过符号习得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其中包括体现在人工制品方面的成就。文化的本质是由传统的（即历史衍生的和选择的）观点，尤其是其所附带的价值观构成的。文化体系从一方面来讲，可被视为进一步行动的制约国素。“
    在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推动下，文化模式理论在美国盛极一时，许多人类学家都对文化模式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如萨丕尔、罗丝·本尼迪克特、怀特、贝特森等。其中对文化模式理论贡献最大的应数本尼迪克特。正是她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文化模式”这一概念。本尼迪克特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有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们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当那些最不协调的行为被完全整合的文化接受后，它们常常通过最不可能的变化而使它们自己代表了该文化的具体目标。”她认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文化物质被选择、吸收，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另一些文化物质被抑制、排除、扬弃，失去了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的这种内聚和整合就渐渐形成一种风格，一种理想，一种心理的和行为的模式。她还认为，不同民族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取向即潜在的价值意识。由此可见，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因此可以称之为“价值模式”。如果说本尼迪克特论述了文化模式的形成及其整合的特点，那么克罗伯则以高度的概括对文化模式进行了界定：文化模式是那些赋予任何文化连贯一致与计划之内部关系之安排或体系，并使它免于仅只漫无目的的事物之累积而已。可见，他强调，文化模式是文化内部保持其连续性、一致性的安排或体系。
    文化模式的存在与集体无意识有关。现代人自出生之日起，便不断地接受他所处的文化模式的潜移默化的模塑。凡符合这一模式的行为、思想等，均受到习俗、道德、舆论等的肯定，从而促进他与这一模式趋同；反之，则受到习俗、道德、舆论等的制约，从而限制他与这一模式的背离。这样久而久之，在这一模式的框架里，他就能循众人之规，蹈集体之矩。文化模式则以这种方式时时处处模塑着模式中的每一个成员。一种模式一俟形成，就会沿着自己的轨道演进，只有强大的外来影响或内部激变才会使其脱离原来的轨道。而置身于这模式的成员，不由自主地与其取同。应当指出，文化模式的取同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文化模式成员在文化模式的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取同性是就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而言，在非基本特征方面，是有差异的。即使对基本特征的取同，也有程度的不同。取同而同中有异，是个人取同性的必然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一种文化的成员，不论其活动如何广泛，也无法涉及自己文化的一切方面，因此不可能与自己文化模式的一切方面取同。此外，文化模式内部有层次性、地域性的特点。同一文化模式里的成员，不仅有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还有居住地域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成员对自己文化模式的取向表现出差异性。
    中国文化社会学者司马云杰也认为，文化模式对人的价值观念有“价值定向”的作用。文化的各种要素如经验、知识、风俗、信仰、传统等，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将这些赖以生存的文化要素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神圣化，就变成了人们尊崇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被社会全体成员所共同认可和接受之后，就具有了超越个体价值观念的性质，形成了社会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模式。人们只有按照文化模式所确定的价值标准进行选择，才是合法的、规范的，才为社会多数成员所接受和承认；否则，个人选择本身便被社会视为无价值的，甚至会遭到打击与排斥，这就是文化模式的排他性质。文化模式的排他性质还表现在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与排斥，也以自身的价值尺度而定。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所提供的框架去理解和评价他人的文化是文化甄别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人们往往用自己的文化作为解释其他文化的工具。这种做法的危险是，由于一个特定民族与社会文化的范围是狭窄的，因此很难全面地、客观地理解来自另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模式。人们经常错误地理解和解释来自另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人们经常倾向于吸收与自己文化相类似的文化。
    文化模式是千差万别的。每种文化模式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因而它抚育的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不仅东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即使同为东方文化，印度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有别于日本文化。司马云杰认为，虽然整个东方文化是偏重躬行实践的，但是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模式，其实践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价值主题是鼓励人积极进取，有着积极的现实精神；印度的佛教文化模式实践的目的在于从利益和各种欲望中解脱出来，实现精神超越是它的最大价值，它不是鼓励人积极进取，而是修行来世，为此要舍弃现世的一切物质利益和人生欲望，“寂静”才是价值意识的最高境界；日本古代文化虽然也主张躬行实践，但每个人都必须“各依本分”，遵守文化模式所规定的等级秩序和法则，否则就被视为“无理”。从上述不同的文化中，我们多少可以感觉到文化模式将对跨文化管理产生何种影响了。
    文化模式具有整合功能。所谓文化整合是指文化内部从最简单的文化特质到极复杂的各文化层面按一定秩序相互结合并在功能上相互反映出关联的过程。文化模式对文化整合具有定向作用，文化整合的状态和程度则反映出文化模式的完善状态。文化整合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各种文化因素的有序结合与功能上的相互关联，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文化特质（或称文化元素）是指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最小的单位。各种文化特质的总和就是文化的内容。文化特质内聚成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文化丛（或称文化特质丛）。文化丛指功能上相互关联、组合的文化特质群。文化整合作为一种过程，随着文化体系的变化而变化，能维持文化体系的整体性和承上启下的连贯性。文化整合的方式主要有：对创新文化成分的选择，对外来文化项目的修正，以及对自身文化中某些不适用成分的扬弃和改造。
    文化模式还具有稳定性和变异性。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异性则是绝对的。它的稳定性是以一定的时空为基础的。就时间而言，一般一种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愈长，其积淀就愈丰富，所形成的传统就愈稳固，整合能力也就愈强。就空间而言，一种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封闭性与它保持自身特征的可能性成正比。文化模式的稳定，使这一模式具有很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有力的制约着文化成员的取同拒异。对于一种文化模式来说，其稳定性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稳定性标示着该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各种变化有整合和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若稳定性持续太久，古旧文化积淀过多，传统力量太强，又会变成一种惰性，从而阻碍新文化因素的生成，排斥对外来文化成分的吸收，使文化发展缓慢，直至停滞。文化模式的变异是文化演进的重要条件。文化若无变异，就会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