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天，金庸先生受新组建的浙江大学高层的邀请出任该校人文学院的院长、终身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当初可谓是皆大欢喜的好事，校方可以利用金庸大师在国内外的影响为这所由工科转变而来的综合性大学染上点文墨气，扩大浙江大学在人文学科的影响，向世人展示浙江大学的新形象；当时除极个别教员心存疑义外，全校师生都为之激动不已，高兴至极，因为金庸大师的到来可谓是让浙江大学“蓬荜生辉”（因为时至今日，金庸依然为名誉院长，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在金庸辞职后曾空缺近5年，足以证明这一点）；而金庸大侠也可以从“江湖”身份转为“正统”人物，获得学术界的认同。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当时确实也赚了不少“眼球”，让新组建的浙江大学获得极高的知名度。

坦诚地讲，金庸大侠要胜任人文学院的院长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因为他毕竟办过报，搞过经营，做过董事长，见过大世面。再说，他这个院长虽然前面没有“名誉”二字，但是实质上浙大也没有要求他管理日常院务的，学院里头设有常务副院长，负责相关事务；况且在中国大陆的公立大学里头，党的书记往往才是事实上的第一把手；因此，金大侠只要常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走走看看、指指点点即可，无需费劲。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金庸大侠对自己的定位之上，他是靠写武侠小说成家的，却偏偏要把自己定位在历史学家之上，要讲授隋唐史、中西交通史等等。虽然他的武侠小说都跟历史题材有关，可是这跟历史学研究那是两码事。正如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所言，他最擅长的是将历史戏说和演绎中带给了读者最大的快乐，也是金庸先生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而史学研究是一门需要严谨、讲究实证的学问，是不能用戏说和演绎来实现的。这样一个善于给历史改个模样的小说家摇身一变，变成了历史学家，实在是一场错位！（见《金陵晚报》2004年12月26日）

董健教授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还讲述了金庸非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历史学家的故事。就在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第二年，南京大学邀请金庸去讲学，其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金庸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而非小说家！南京大学方面本来想请他讲讲武侠小说，可是他却一再坚持要讲历史政治方面的内容。后来，南京大学方面做了让步，金庸给学生们做了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结果呢？金庸的讲演让在场所有人大失所望，在讲演中频频出现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这场演讲可以说是十分失败，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还很不客气地评价说，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格！

作家并非就是学问家，武侠小说家更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前面那样的故事随着时间慢慢积累和叠加，老师和学生们难免会有意见，不满情绪便会愈演愈烈，再加上金庸本人很少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转转，反而更多地参加杭州举行的商业活动，这就让同是文人的同僚们极为不满，再加上中国人向来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金大侠不干活还拿着高薪，这就让他们心中的“火山”时不时爆发一下，同僚们原本私底下的不满，变成台面上的“炮轰”，让大师的“颜面扫地”、使其倍感尴尬，因此金庸大侠只好以年事已高请求辞职。可是，浙江大学又不愿失去如此名气之大的大师，便在院长的头衔前加上“荣誉”二字。而金大侠则是远赴英国，攻读剑桥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去努力实现其历史学家的定位。

相比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言，一所大学二级学院院长之位，可谓是无足轻重，即使错了，也顶多让当事人在声望上有所伤害，个别学生蒙受一些损失，给世人增加一些插曲、花絮或笑话而已。而统治者的错位可就不得了，祸国殃民啊！宋徽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赵顼的第十一个儿子，他的哥哥哲宗赵煦因为没有儿子继承皇位，赵佶先生一不小心成了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他就喜好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画家往来。在位期间，他选拔人才必须经过书画考试，好像书画好的便能治国。更可怕的是，他忘记了自己的本位——皇帝——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生醉心于绘画艺术，不理朝政。他做皇帝二十多年，对内任用奸臣、国政腐败，还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对外软弱无能，抗击北国侵略不力，弄得京城被北国攻破，自己也成为大金国的俘虏，最后客死遥远的黑龙江。虽然，其本人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创造“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等，可是却把宋朝给搞垮了，成了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都是错位的“苦果”。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少，比如明朝那个喜欢做木匠的明熹宗朱由校，又如唐朝那个热衷音乐的唐玄宗李隆基等等，他们似乎对治理好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兴趣，这个国家的生死好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一心扑在自己的业余爱好之上。虽然政权未必在他们手上失去，却把国家推向覆亡的边崖，为最后的亡国留下伏笔。

若是有人责怪起他们的时候，他们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振振有辞地辩解，那些都不是他们的错，要怪就怪上天吧，非要把他们生在帝王之家，他们其实也是无辜的。可是，当代有一个另类的典型，江山是自己打下的也不好好珍惜，恋着总统位痴情小说家的活，那就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萨达姆先生堪称是当代的领导人中错位必败的典型代表。这个总统之位是他费尽权谋，非常艰辛地夺得的，但是当上总统之后，他却痴情小说家的活，不爱江山爱写小说。据国际媒体报道，国际红十会有关人员去看望这位被美军活捉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时，发现这位昔日的伊拉克“君王”还在狱中偷偷地写小说，可见这位伊拉克前总统确实是颇有小说创作瘾的。伊拉克原本是中东一个资源丰富、盛产石油的富国。但自从萨达姆推翻国王统治接管政权后，却穷兵黩武，20世纪80年代与伊朗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20世纪90年代初用“闪电战”入侵吞并邻国科威特，旋即招致以美英为首的由三十多个国家军队联合组成的联军的毁灭性打击，接着又遭受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制裁，富国由此变成穷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什么萨达姆如此好战呢？那是因为他在根据其小说中的构思前行，塑造小说情节。大家不妨参阅他在覆灭前夕接连推出的两部小说，第一本书名为《葡萄干和国王》，第二本书题目是《堡垒》，便可知一二。简直是荒唐至极，不败才怪呢！

这些都是错位必败最好的例证。为什么错位必败呢？这个理由可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不具有胜任那个“位”的技能，正如俗话所言“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再加上他们没有把心思用在该干的事情之上，那结果便是可想而知的；并且他们还“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让想拉屎的人憋不住了，难免就会被别人“闹革命”，从而败下阵来。像金庸大侠那样不恋位，勇于主动请辞，实在是“英明”之举，于人于己都是莫大的好事。

其实，每一位失败者面对失败的时候都不妨反省自问：“是不是自己的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