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1+1》11日报道，5月6日富士康又发生了一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这已经是今年1月以来的第七起。前面的六起依然历历在目：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饶姓女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从这几起跳楼事件来看，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死者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都入职富士康不久。
前者说明今天的年轻人的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出生的更为明显，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更要自尊，更有梦想，自然压力也就更大，同时由于缺乏挫折教育，于是异常脆弱。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或许应该在中国的教育上去寻找最终的答案。
后者就说明富士康的管理或企业文化有问题，它把人当成机器使唤的管理在过去可能还能和谐，但是对于新生一代的人而言，或许就显得很不和谐了。有梦想、有自尊的年轻人碰到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时，自然就容易产生绝望，绝望之时便发生了那些惊人的一跳。
富士康作为全球代工大王，自然有必要让我们去从新思考代工的问题。所谓代工厂，简单讲，就是代人加工的工厂，它们没有自主的品牌，依靠微薄的加工利润生存的企业。
首先，为什么会出现代工模式？那是因为品牌经营者觉得加工这个环节利润不高，便把这个环节外包出去。美名其曰是社会分工。
由于承揽这种订单的工厂有很多，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从而导致利润越来越薄，对于那种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只能通过提高工人的效率和劳动强度去实现（这一点好像马克思老人家早就论述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好像今天他老人家只有牌号，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幌子，已经鲜有领导人重视其内涵了）。
其次，为了提高工人的效率和劳动强度，对于那些体力活而言，那自然就是把工人变成成了一台机器最好，要求每一个工人精确到秒，每天就像机器一样做来做去，最好一天24小时都能运作，即使不能，12小时也不错。
为了便于管理，据说在富士康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每个月开始要求员工签一个加班同意契约，同意者这个月每次都得来加班，若是不同意加班则该月一次加班都没有，一个小时都没有。为了多赚点钱，绝大部分工人都会选择签这个加班同意契约，因此富士康的大部分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都成了12小时了。可是人毕竟不是机器啊，问题自然就出来了。
最后，倘若没有前两者（一是承揽品牌商利润空间不大的加工环节，二是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和强度，按过去的说法实质是一种变相剥削）的支撑，代工厂好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正是代工厂虎虎生威了几十年之后的困局。工人的劳动强度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地“精密”下去，再说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除了必要的生存之外，还有许多更高级一些的需求。
因此，代工厂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地迁移，向最贫困的地区挺进，如过去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向中国大陆、越南、印度等地区挺进，即使在中国大陆，也从沿海发达的地区的向内陆挺进。就拿富士康来说，武汉、山西、重庆等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已经有竣工的富士康企业园区，搬迁深圳的工厂的地段部分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全部迁移。从这点来看，富士康的七连跳发生在深圳，那也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