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1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56期“经济每月谈”在北京举行，本期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与稳中求进的相互关系”，主讲嘉宾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贺铿，凤凰资讯受邀参与报道。
郑立新以“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整为主”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当前物价的稳定为实现宏观调控从总量为主向结构调整为主的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宏观调控需要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力度，主要通过扩大消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以及自主创新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他最后指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跟发达国家应当有明显的不同，一味地照搬总量调控为主的政策，只会延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贺铿在发言中指出，今年我国将有望实现8%的GDP增长速度，主要有三大有利因素：发达经济体经济形势良好、国内通胀压力减弱和畸形经济调整到尾；但也有三大制约因素：存在金融风险、财政扩张受制约、存留一些高增长时期的后遗症。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扩内需，主要方法是调整结构，就要让垄断国企让利，并且要使小微企业减负。另外，就是要让影子银行“去影子”，他认为一些民间金融机构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之所在，他们促进了利率的市场化，解决了小微企业的很多困难，应该进行保护、引导，当然也要实行监管。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曾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贺铿，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现任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名誉院长、中央财大统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以下为发言实录精编：
郑新立：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整为主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就是“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整为主”。2013年年底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而“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长远发展目标则是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决定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部署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那么，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与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和全面深化改革，是不是产生了矛盾呢？最近，美国的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编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非执行主席）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短期调控目标与长期调控目标存在矛盾。
罗奇先生是长期跟踪中国经济问题一个非常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他表示中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进展缓慢，为此他还写过文章表示焦虑。他认为中国宏观调控应当围绕着转变发展方式来进行，主要通过扩大消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这些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担心过分强调稳中求进或稳增长，可能会牺牲结构调整，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么怎么解决他的担忧呢？
我认为这恰恰是今年的宏观调控需要改进的重点，也就是说，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整为主。这样，宏观调控的措施就能够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稳增长，而不是单纯地靠放松银根、扩大需求来实现经济的增长。通过结构的优化、经济质量的提高来实现稳增长，而不是回到过去通过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高增长的。因此，围绕这个问题我有四个观点。
第一，当前物价的稳定为实现宏观调控从总量为主向结调整为主的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我们不仅要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继续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大体平衡，而且更要运用各种调控杠杆，把调控的着力点放在引导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
第二，要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稳增长，就需要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力度。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要由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提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自主创新来带动产业优化升级，改变主要靠增加物质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面。
怎么实现这三大转变呢？必须运用各方面的经济杠杆引导资金的投向。如果我们的宏观调控仅仅局限在总量的调控上，靠我们货币政策来调控总量的发展和变化，对结构调整很难产生作用。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公共服务的完善等等，需要我们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资金的投向，加快结构的转型升级。所以，发展方式转变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在宏观政策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过程。如果仅仅靠市场而没有宏观政策的引导，那么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可能旷日持久。
第三，实行以结构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需要计划、财税和金融这三大调控杠杆形成合力。
现在这三大调控杠杆配合得还不是很协调，应当有计划地提出调控的方向、目标和重点，然后主要运用财税杠杆，包括贴息、资金补助、降税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特别是引导银行贷款的投向。金融这个杠杆主要是管总量的，财税主要是管结构的，所以在宏观调控转向结构调整为主的时候，要更多发挥财税杠杆的作用。
比如，我国去年对高铁加大了投入，据铁路部门讲，他们希望把财政投入高铁建设的资金，全部用于贷款贴息。这样他就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贷款的贴息就可以引导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投入到高铁建设上来，这比用财政资金直接作为投资资金的杠杆作用要大得多。所以我们这三大杠杆要密切配合，围绕发展方式转变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
第四，结构性调整的政策要从选择性的调整政策向功能性的调整政策转变。选择性的结构调整政策就是挑选几个产业，对其实施优惠政策，从而支持它们的发展。这样的政策应当减少。比如，我们现在要实施节能减排，要改善生态环境，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那么所有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投资，都应当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不管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即使传统的能源行业，如果你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同样应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所以要从选择应的结构调整政策，向公众性的结构调整政策转变。
我国正处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情况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了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为主的经济结构，企业竞争力强，市场的供求也保持了大体的平衡，在宏观调控上主要进行总量的调控就能够达到国家的战略目标；而我国现在正处在赶超时期，特别是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由于所处的阶段不同，我国更应当把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放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上。一味照抄照搬发达国家总量调控为主的政策只能耽误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因此，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稳增长，就能够回答罗奇教授的担忧。
今天这个题目“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与稳中求进的相互关系”非常大、非常复杂，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稳中求进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说得更具体一点是2014年的目标。所谓稳中求进，就是速度要有一个底线，2013年有惊无险，最终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2014年是不是能够做到稳中求进呢？许多人认为今年的GDP增速可能会比去年低一点，大概6-7%。如果宏观政策比较稳，今年的经济情况就不会出现过去那种着急和大起大落的情况，经济状况可能会比去年略好一点，有可能争取到8%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并不是那么很重要，我倒是不赞成把速度和就业挂钩，因为过去有人认为GDP增长1%就能保证多少人的就业，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陈腐，因为经济的发展、增速和就业没有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我国的产业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差别，如果为了GDP的增长，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里面下工夫，GDP会增长较快，但就业解决的程度不会明显。
比如增加高铁的投资，吸纳不了太多的就业，修高速公路也吸纳不了太多的就业；能吸纳更多就业的平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靠小微企业。但如果把力量放在小微企业上，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GDP的增长不会特别明显。所以，我倒不那么看中速度，哪怕今年到6%，也不是很可怕。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争取8%的速度是有可能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今天讲两个问题：
一、对2014年经济形势的判断；
二、当前继续要解决什么问题。
今年的经济可能略好于去年
先谈第一个问题。2014年的经济形势，我觉得会略好于去年，至少有三个有利因素：
第一，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在去年的复苏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欧洲经过政府债务危机这几年的折腾，去年起开始改善了一些；而日本在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主导之下，也有了一定的增长。如果安培在政治上没有走向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如果没有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的话，我想日本去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也不至于下降。总体来说，日本在经过20年的零增长或低增长的情况下，可以宣布经济回升了。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它对中国出口产业的需求没有增加。
另外，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会回归到正常，它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减弱的情况之下，今年有可能会宣告结束。这种状况已经对世界，特别是对新兴国家的货币币值问题产生了影响，印度、印尼、巴西的货币汇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要单边升值，但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升值的空间恐怕受到了挤压，谁还要我们的货币呢？所以人民币的币值会稳定，甚至会有略微下跌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对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比较好，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得到了遏制，这都是有利于外贸的。所以从这两种情况来看，2014年中国的外贸会好于去年，“三架马车”（编注：指投资、消费和出口）中的这一架会好于2013年。
第二，国内的通胀压力明显比去年减弱。如果政府着手理顺收入分配的关系，促进就业增长，那么居民消费应该会平稳增长，不会比去年差。这是拉动经济增长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外需、内需的居民需求至少不会比去年差。
第三，畸形消费产业的调整接近到尾。什么是畸形消费产业？主要是由“三公消费”形成的那些产业。前些年的公款消费比较严重，导致有些产业畸形发展，例如出现高档的餐饮、旅馆、公费旅游等等，这些是坏事，但它也会引起经济正增长，因为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2013年由于严格贯彻中央的“八项规定”，使得这些畸形的消费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这些畸形产业的调整，对去年的经济增长有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到现在为止，不能说这些调整已经到位了，但是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这些产业要转向哪里呢？据我所了解，餐饮业都在改变自己的经营方针，其他行业也在调整经营方向。
所以，外需、居民消费需求和去年影响经济增速的情况都得到了改善，今年的经济可能将略好于去年。
制约2014年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
但是，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制约今年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仍然存在金融风险的问题。过去我们分析金融风险，比如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等等，这些问题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它们都可以制约相关宏观政策的充分发挥。
第二，财政扩张受到制约。我国今年继续提出了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的政策组合。2013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1.2万亿，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2014年的数据马上就要公布了，从这个指标来看，不可能比去年更激进，再激进的话有很多问题不大好办。
在各种政策的影响之下，今年我国的房地产业会比去年要疲软一点。房地产疲软的一个结果就是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卖地的费用、卖房子的税收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财政扩张的问题会受到制约，这也会对经济增长有一些影响。
第三，改革和消除高增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还存在不少不稳定的因素。今年是新一届政府改革元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必须有勇气向前推进改革。一些在高增长、高投资年代形成的后遗症，现在只能慢慢地给予解决。
从长期来看，改革是动力，是最大的红利，但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会有险滩。有许多改革，从长远来讲，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但从近期来看，有可能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产业结构的调整、雾霾的治理、消除过剩的产能或扫黄，都会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东莞扫黄，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如果扫黄彻底坚持下去的话，将涉及直接就业20万人，会影响东莞的GDP达400个亿，相当于总GDP的1/10。如果不解决，还是让这20万人就业？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问题的治理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改革也好、结构调整也好，解除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好，都会与GDP的增长、就业、甚至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发生牵连，这儿出现问题，那儿也要出问题。所以，要对改革和宏观政策掌握全面并做出深刻的分析。今年的经济会比去年略好一点，有一个前提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定，要细，在这种情况之下，三个有利的优势是可以发挥的。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年比一年少内需才上不去
另外，我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想办法真正地扩内需。所谓扩内需，有人总是把它跟投资混在一起，我认为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应该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方面真正制定一些好的办法，居民的消费要增加，就业要充分，收入要增加，如果说就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老百姓的收入就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想办法。多年来，居民的消费不旺，或者说是扩内需扩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收入在GDP当中占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少，这样就没有办法扩内需。居民的收入增长比我们的经济增长一般都会低一些，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我国GDP的分配，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政府的收入比例是基本合理的，因为从世界190多个国家的平均数来看，政府收入占GDP的40%。社科院的报告表明我国政府收入有12.9万亿，人均1万元，占GDP总量的35%多一点，在合理的区间。居民收入的比例不大好算，单纯的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有很大一块是交叉的，政府收入转变为社会保障和民生方面之后也属于居民收入，所以居民收入是否合理，以最终消费率来衡量是比较客观的。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改革开放时的62.5%，降到现在的46%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全世界各国平均最终消费率是65%，我们46%，低了19个百分点，说明居民在GDP当中占的比例太小了，所以我们的内需不能提高，这是根本问题。
国有垄断企业要让利，小企业要减负
那一部分钱哪儿去了？政府收入没有不合理，居民收入又少了，那一块肯定是在企业了，所以调整分配结构，就应该在这个方面想办法。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情况分两类的话，一类是大企业，一类是小企业。大企业是国有企业，小企业数量众多、困难也众多，居民就业相当大的百分比都是依靠这一块，75%-80%的就业都在小微企业，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的建议是10个字：大企业让利、小企业减负。这恐怕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所谓大企业让利，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让利，不能过多地听国有企业的，石油、电力放出来的信息都是亏损的，我看亚布力论坛上有一些企业家，国有企业家占多数，都在说国有企业是合理的，老百姓说得都是不合理的，我觉得不能听他们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必须要让利。
我们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要提高30%，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提出来的，今年应该开始做这个事情，提高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通过这个途径来让利。国有银行、石化、移动、电力，对公共财政的上缴，2013年6月份人大有一份报告，数字小得可怜，当然国有企业、国企高管可能会叫苦，不行我们确实不能让利了，我们自身就很困难了。依我看，我是作为民间立场发言，不让利就让位。中国找你这样的一个高管还是找得到的，没有硬措施、硬手段，让垄断企业继续这样使百姓不满，国家也不好办。
所以一定要让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让利，不能让奢靡之风在这些大型企业中存在。政府去年一年抓得不错，企业要不要在今年也抓一下，比如中石油，像蒋洁敏那样的行吗？恐怕不行。所以国有企业要厉行节约、节省开支，给财政让利。
小企业要减负，这是就业的一个主平台，数量又多，占企业总数的99%，这么大的一个面。这些企业现在困难很多，主要是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还不好遏制，因为刚才前面分析了，我们的GDP当中分配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小的，所以说劳动工资的上涨是合理的，那么就要减负了。
怎么减负？一是税收，结构性的减税，还要继续认真地贯彻下去。二是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收费，对于中小企业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也要进一步地清理，不能进行不合理的收费。所以减税、减费对小企业来说今年还是关键。小企业能够活起来，融资问题能够帮它解决，使它便宜一点，税收少一点，小企业就活起来了。小企业活起来了，那么整个就业形势、居民增收的形势就会有一定的把握。这是关于小企业的问题。
民营金融机构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所在
与小企业减负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尽快给影子银行去“影子”。如果影子银行真的去了“影子”，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会大大降低，小企业融资成本会有所降低，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现在一说影子银行，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什么是影子银行？我们的比例有多大？我的理财产品是在国有银行出的，是影子银行吗？这些没有必要争论。金融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管，这是世界金融危机对各国的教训，凡是没有实行有效监管的借贷关系、投资活动，我认为都是影子银行。有些监管，包括各种各样银行里面的理财产品，包括一些投资公司，包括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私募基金、P2P、理财机构，都应该是影子银行。这些影子银行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风险的一面，所以应该很好地“去影子”，实行规范、有效的活动。
据我了解，一些民营的理财机构做得很不错，我认为这一种形式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之所在。他们促进了利率的市场化，解决了小微企业的很多困难，应该进行保护、引导，当然也要实行监管。不要一说“去影子”，我们就把这些机构弄得灰头土脸的，从我这儿来看它们大多是积极的，是做得不错的。
有人问有什么根据？我的手机里面每天收到国有企业理财产品的信息，利率是多少？过去都是4%、5%左右，现在是6%，而这些理财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率10%以上，有的12%，如果再不搞钱就都到那儿去了。而且国有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有的比P2P的更大，它也是找中介，中介怎么折腾它也不知道、也掌握不了，都在表外运行，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进行解决，要保护好的民营理财结构，发展P2P的理财形式，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要实行有效的监管。
这种形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于一统天下的银行垄断是必定要打破的。马云有一句话：“银行不改变，我就改变银行”，我很赞成这句话。互联网有这个力量，你不改变，我就改变你。你的暴利多大，获取这种暴利后上缴公共财政有多少？为什么让你去获取暴利？所以要在统一的标准之下进行监管，那么就要立法。立法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最快的一次是《反分裂国家法》的立定。但是其它的法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能等到立法。
怎么办？国务院可以搞一个法规，搞一些基本的法规，边执行边改，边执行边看。所以我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管理法规，既扶持积极的方面发展，又遏制或减少一些可能的风险，让它健康发展。若要让金融机构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民间机构与国有银行竞争，只有在竞争的情况之下，贷款利息率才有可能达到合理的范围，现在的一些利息在20-30%之间，高利贷是很高的。如果有竞争，谁的利息低，我当然要找低的，只有在这种竞争之下才能让存在的利率差走向合理，而不是成为金融机构谋取暴利的情况。
我们改革，既要有勇气，又能够有步骤地推进；既要解决长远的问题，又要着眼于现在的具体问题，那么，今年的经济一定会比去年好一些，而且改革的情况也会顺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