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2014，中国企业家30年
那些贫困与自卑，坎坷与奋斗，自信与狂妄，偏执与冷血，贪婪与欲望，在功成名就后所解读的光荣与梦想中，成就中国企业家30年的历史。

去年年底，有多家媒体长篇累牍地推出李嘉诚的人物专访，这是李近年来少见地接受中国内地媒体采访，被解读为“向大陆喊话”。

不过，喊话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在励志式描写和榜样力量的宣导中，媒体上所呈现的李嘉诚仍然是多年前的单线条—白手起家，勤奋坚韧，有商业直觉，擅处政商关系。然而报道并未深入触及这位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面临的一些新时代问题—码头工人罢工，地产霸权兴起，产业创新乏力，政商之间正在发生的微妙关系。
纵使如李嘉诚这样大半辈子都身在香港的中国人，时代变迁也不可能不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记。从战乱流离、贫寒饥苦到华人首富，从十多年前自精英到草根一致对“诚哥”的崇拜，到今时今日“奸商”的骂声四起。人再如何精明，也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时代。

更何况中国内地那些身处日新月异、剧烈变动时代中的企业家？冲动和烙印，创新与守旧，开拓与首鼠两端，光环和唾骂，在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中尤为明显。他们是天生不安分的人，也是“肉身沉重”的人。1984~2014年，30年间的中国企业家，也大抵如此。

 

1984，榜样的力量
历史舞台的灯光渐起渐灭，有人沉沦，有人最终成为了领袖。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蛇口工业区，对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和蛇口工业开发区书记袁庚的认可期冀一言不发，却在随后视察珠海时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后来，许许多多的商人对他心怀感激。
这一年，邓小平又点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的名。据说，文盲年广久一辈子感谢的人只有邓小平一个—3次入狱，3次都是邓小平亲自解救了他。不过，这个被符号化的人物在他长子的评价里是这样的：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1984年的另一个典型是步鑫生和马胜利，一个是浙江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一个是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一个因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实行奖金制而成为第一波国企改革的典范，一个是因“承包制”使造纸厂起死回生成为榜样。在他们最红火的年代，全国厂长经理都到海盐参观，步鑫生则只见师级以上的人物；马胜利则到全国各地到处演讲，要做全国亏损造纸厂的“救世主”。

其时，同处浙江的鲁冠球也想去拜访自己的偶像步鑫生，结果再三哀求下步鑫生只见了他15分钟。
这一年，王石刚刚摆脱“投机倒把”嫌疑，不再依靠铁路车皮的关系倒卖玉米和饲料，开始创立万科。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没人知道他想要什么。
1984年柳传志已经40岁，前40年他觉得自己很窝囊，想搞点什么，于是从中科院计算所出来代理起了IBM大型机的中国销售。
1984年，张瑞敏刚刚上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次年他抡起锤子砸了76台有质量缺陷的冰箱，从此成名。
时间走过30年，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已成往事。鲁冠球、王石、柳传志、张瑞敏却以企业家教父的形象仍然活跃于当下。
如果细究1984年前后的这代企业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共性轨迹：具有不安分的特性和冒险精神，不愿按照既有的轨迹生活，具有敏锐的商人嗅觉，很快从政治大气候中嗅到变革的节奏。
如果从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定义来看，他们身上都具有创新、冒险、负责任的气质，创新又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他们一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又不断冲破体制樊篱。年广久、鲁冠球是体制外人物，天生无所顾忌。步鑫生、王石、柳传志、张瑞敏等人则是由体制内突破。他们都共同拓宽了改革年代的体制边界。
不管是出身贫寒谋生存谋创富，还是怀揣实业救国梦想不甘人后，后来的他们，成为一代人的榜样。

 

92派，资源分配游戏玩家
有一年，冯仑重回海口一家夜总会的时候，想起了往事：在夜总会中曾被黑社会拿枪顶着肚子。后来，他时常拿夜总会的小姐作为民营企业的一个比喻。
1984年，他刚刚从中央党校毕业。1992年，他刚从官场职位上“下海”一年。后来的万通六君子成为著名的创业伙伴，各有成就。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在之前的几年中，中国仍在姓资姓社的争议声中前进，但80年代末的开放之势已不可阻挡。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也已经为经济改革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论证了“挣钱不可耻”的道德逻辑。
在有些压抑的体制氛围中，对于金钱和自由的渴望蠢蠢欲动，知识分子充满了野心也充满了酸腐气。此时，中国的商品双轨制也走到了尾声，市场经济的大幕拉开，邓小平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创富的春天仿佛就来临了。
区别于上一代那些出身贫寒，忠党爱国的企业家而言，在这一年前后投奔商海的人在知识、学历和资源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他们仍然是一些不安分的人，迫切想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寻求市场对价。身份转换，资源通吃，里外受益的一批人也随即出现。据称，当年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
1992年，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开始发展，股份制改造、上市、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成为一个接着一个的经济命题。松下幸之助没有那么红火了，JP摩根和华尔街成为中国企业家新的崇拜对象和向往之地。
万国证券的管金生，南方证券的阚治东，君安证券的张国庆这3个“证券市场教父”后来纷纷身陷囹圄。
1992年，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唐万新相继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和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后来成为资本市场上一时风光的“德隆系”，到处推销他们的“产融相合”模式。同年，后来一度以光头形象示人的黄光裕的“国美电器”正式成为一家连锁经营电器商城。
这些民营企业家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开始呼风唤雨，资源分配和资本市场的游戏也正式上演，全民言商时代到来。后来，实业搭台、资本唱戏，“七个杯子八个盖”，做庄，操纵市场的玩法大行其道，也让一大批人湮灭在历史轨迹中。
及至199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如脱缰野马，土地资源的分割游戏上演，冯仑、潘石屹、任志强、黄怒波、黄文仔、杨国强、郭梓文等一大批地产商人相继跻身企业家群体。
90年代后期，仕不优而商的潮流褪去，商而优则仕重回潮流，随着政府资源掌握的市场对价越来越高，已然形成一个阶层的企业家纷纷参与政治领域，头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这既是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需要，也是谋求更大的利益，掌握更大话语权的需要。

 

1998年，互联网偶像
世纪之初，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北京滑冰的一张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意气风发的青年们正踌躇满志。随后，新浪创始人之一王志东的公司内讧故事在财经媒体上被反复炒作。“中关村互联网创业大赛”比现在的快男快女更为引人注目。
海归、高学历、硅谷经历，没有多少体制背景，出身亦不贫寒的一代青年走到了新的历史舞台，成为创业者的偶像。
1998年后，拥抱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这批具有新的创新思维和知识能力的创业者白手起家，怀抱着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人，门口的野蛮人在辽阔的中国市场开始驰骋，一块砖头砸死一个总经理的年代变成一块砖头砸死一个投资人的时代。
1998年底，两次创业梦破的马云在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和自己的团队聚在北京的一个小酒馆。据描述，那天下着很大的雪，众人边喝酒，边抱头痛哭，最后唱起了《真心英雄》。
这一年，史玉柱的巨人大厦则负债累累，巨人集团名存实亡，据说他一个人跑去爬喜马拉雅山，差点被冻死，然后开始无所顾忌，亲手操刀了脑白金的所有推广软文，从此送礼只送脑白金。
相对于那些在制造业中埋头讲技术、讲产品质量，做出口、搞营销的第一代企业家而言，互联网英雄们追求技术创意，商业模式抄袭，擅长用日益发达的财经媒体进行自我炒作。他们谈哈佛辍学的比尔·盖茨，而制造业的企业家们则谈杰克·韦尔奇，谈科特勒营销。
丁磊、张朝阳、马云、马化腾后来成为互联网教父，这些身处“自由世界”的人，与体制相安无事地平行发展。他们更具前瞻精神，在管理风格上，追求完美与个人集权相结合，与资本之间相谈甚欢。如果说制造业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则依靠大量的廉价技术人才，奠定了互联网江湖地位。
90年代末20世纪初，华为的“狼文化”风行企业界，60年代出生的贫苦人任正非瞄准的是硬件行业领域，虽然他在新的制造领域成长为一家世界级的公司，但同时又保有60年代生人低调、封闭的个性。“狼文化”被奉为臬圭，但其中也折射出急迫、贪婪、偏执和只争朝夕的性格特点。
当这些新的知识英雄冉冉升起，大谈新商业文明的时候，另一批人则被从神坛上赶了下来，资源分配的游戏显示了浮躁与贪婪的另一面—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在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退民进”中上下其手的张海和顾雏军相继入狱，李经纬沦为阶下囚。
时代既变也不变，历史遗留问题爆发，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替前行，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楼塌了。金元帝国、涌金系、明天系，在旧世纪末新世纪初的时期里，新的偶像在升起，有些旧的偶像则晚节不保。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量，在市场经济最狂飙突进的年代，有些头顶“企业家”光环的人，其并没有带来创新的价值，有的只是对游戏规则的擅改，对资源与利益分配的扭曲。
这些人或长于抛头露面，但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原罪”问题，一些人则一声不吭闷声发大财。

 

2014，新的野蛮人
1998年，京东商城刚刚成立，刘强东刚被女友抛弃没多久。据说，刘强东大学一年级入学时带着76个鸡蛋，入学的一段时间内天天吃鸡蛋，吃到后来看见鸡蛋都想吐。他创办的电子商务企业“京东”是他和自己初恋女友的名字的结合。他的“西红柿”和“奶茶”故事成为微博和社交媒体上不断炒作的话题。
一本杂志给刘强东拍的封面像一个矿工，又像一个噬血动物。他在微博不停地和别人挑战，对“花投资人钱挣吆喝”的评论激烈抨击。
1998年雷军则刚刚出任金山公司总经理。沉迷之后的复出已是2011年，有粉丝喊他“雷布斯”，雷军则谦虚地说：“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
2013年，那些新的野蛮人已经蔚然成风。马云已经跟万达的王健林打赌未来的商业形态，雷军则与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打赌5年后的销售额。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那些喜欢穿T恤的新精英们已有着誓夺大王旗的豪气和睥睨。
大数据，云计算，轻资产，国际化视野，以用户为中心等成了他们旗帜上的关键字。
这些声称要颠覆传统制造业的新一代中国企业家看起来很野蛮，从短缺经济过渡到产能过剩的中国商业环境日益残酷，他们信奉互联网世界的另一种丛林法则。在资本的积累阶段，马化腾被称为“山寨大王”，李彦宏被称为“百度流氓”，周鸿祎也被称为“疯狗”，马云的教父形象在与资本契约的抗衡中也有所受损。
在今天，柳传志依然信奉企业家不谈政治，王石则自我反思“其实我狗屁也不是”，冯仑还在谈妓女和思想，谈民营企业家的阶层意识。任志强则当起了“公知”，潘石屹在不断忆苦思甜，宋林和孙宏斌则愿赌服输。马云依然爱国，丁磊开始养了一阵子猪，马化腾则一声不吭。李嘉诚的话也不再那么励志了。
新的时代，共性似乎开始出现分化，价值观也日显多元。虽然这些企业家在自己的高级小圈子里谈论身份认知问题，但呈现给外界的形象却是光怪陆离。
他们在做慈善，在建立基金会，在反思取之社会反馈于社会。他们也在以强烈的精英意识指责民粹和仇富，面对为何社会分配不公，阶层流动为什么封闭，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不过，不管是归于传统的商人意识，还是出身草根的情结，抑或是迫于舆论压力，又或以慈善换资源。毕竟，我们看见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意识在萌发，新的价值在形成。

这是旧世界与新世界重叠，旧秩序与新文明的碰撞，悲喜交集，罪惩并存。那些贫困与自卑，坎坷与奋斗，自信与狂妄，偏执与冷血，贪婪与欲望，在功成名就后所解读的光荣与梦想中，成就中国企业家30年的历史。

作者：邢少文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