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大历史角度看当代中国大转型
南方都市报：观察中国当下的大转型，我们可否先从这个视角切入：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这30年。我想可否拉长一下观察焦距，就是放在中国现代化史的大坐标下。如果沿着时间序列来考察，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后，为何中华民族突然陷入了困境？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外发型或者说是外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的现代化。
萧功秦：你的这个问题问到根本了，摆脱了就事论事。只有从大历史的视角，才能真正客观地、深刻地看清这30年来的伟大意义。中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国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这里我们先来看中国帝国文明的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它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南方都市报：这个归纳很有意思，中华文明的演化显然也是一个过程，但最后为何会成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文明？
萧功秦：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大一统的帝国文明发展路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先秦时代那种小规模的、共同体多元竞争的格局，七国争霸时，各国也形成了自主性，边界开放性，人才流动性，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所以你看中国那时是一个产生“大家”的时代，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思想学术基础都是那个以小规模的多元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为特征的时代奠定的。但这种体制并没有长期稳定下来，战国时代各国的均衡平衡，最终被秦王朝的大一统体制所取代。中国最终演变为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这个帝国文明的基本形态是以大一统的皇帝—官僚专政王朝的周期性轮替为基本生存形态，王朝的崩溃虽会经过短暂的分裂，但最终又会统一，秦汉以后，经由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宋元明清。这一帝国共同体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来保持其长期生命力的延续，如果没有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这个帝国结构还会沿着朝代的轮替继续下去。
南方都市报：这个帝国的政治治理架构，可以说是秦朝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定好调子了？
萧功秦：秦还是一个很粗放的帝国，制度设计还处于粗放阶段，不那么精致，皇帝要做什么事情，可以无所顾忌，肆意而为，社会内部没有制衡皇帝的机制，但到了汉武帝时，帝国文明进入比较精致化的阶段，通过儒家的思想，对统治者的为所欲为进行某种内在的约束。
在小农经济下，有一个矛盾，那就是，由于个体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大体相近，喜好和厌恶的东西相同，而资源是有限的，荀子在《富国》篇里对此有颇为精妙的解释，那就是“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于是就会陷入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的困境。怎么样通过一个结构来维持帝国的稳定，来维持它的凝聚力？在中国是通过“分”来实现的，正如荀子所指出的，“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则，管分之枢要也。”“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分”提供了帝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同质性个体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它要求个体“安分敬制”，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功能或职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中，分配给他不同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稀缺资源，这种体制扼杀了个体的个性和创造力。华夏文明就像一个由无数生命体的砖块按照固定的标准整齐堆砌的巨大墙体，缺乏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和适应能力，当然竞争不过欧洲文明由无数个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
南方都市报：这怎么理解？
萧功秦：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相比，西方，或者说欧洲文明是一种竞争性的文化性格，这可能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关。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经济生活，语言，宗教等，它们很难融合成为同一民族，只能在竞争中求的生存发展。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城市为何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此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办法，通过吸引资本、人才的政策来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和财富，进而发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工商业，保护个人创新的制度环境。一些国王为了应对战争，增加税收，也不得不向议会妥协。这种竞争的结果又会使得一个国家的现今制度不断扩散，最后完成了整个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某些理性原则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无意识的试错与适应环境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欧洲的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
清王朝应对现代化挑战的失败
南方都市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
萧功秦：对。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大概150年的时间内，中国进行现代化应对大概经历了6个阶段，我把它总结为六次政治选择。一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标明这一专制化运动的失败。二是从1911—1913年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1949年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就是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我把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要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这六种政治选择过程。
南方都市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萧功秦：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社会政治组织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如此。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洋务运动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中国人自己，而是取决于日本是否比中国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起飞。中国不得不过早地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摊牌。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南方都市报：戊戌变法。
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南方都市报：这是严复当年对康有为的评价。
萧功秦：对。那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
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因为它的合法性受到极大挑战的统治者，它想用真诚的改革来挽回威望，但为时已晚。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
南方都市报：在外部压力和内部人才匮乏的条件下，这一轮的应对算是失败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当时也差不多与中国同时期进行的维新运动，但却成功了。
萧功秦：这个问题美国的学者赖肖尔曾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日本当时有两百多个四分五裂的藩，在形态和结构上都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在应对挑战中，它们有多个试错主体，能对外部的挑战和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反应。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末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选择的路径有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话，需要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来集中资源应对复杂的形式，在政治稳定条件下，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进实业，发展教育，最合适的形式就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形式。日本的明治维新、彼得大帝，俾斯麦的改革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然而，中国却走了一条南辕北辙的路，清末新政一开始也是采用集权模式，但1905年后，因为日俄战争，中国的士绅阶层当中，包括知识分子、官僚权贵阶层都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共识。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打败俄国，是因为立宪政治打败了专制政治，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学日本立宪。然而，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日本并不是真正的立宪，立宪只是文饰其开明专制的一个符号，（日本人自己说他们是“伪立宪的开明专制”）中国人从学日本钦定立宪起，却不自觉地走向了英国的分权立宪。这种立宪就是一种分权模式，权力分散，地方自制。其结果就是，这种权力分散模式就使得大量的士绅阶层突然地通过立宪而涌入政治场所，这就形成了一种政治参与极度膨胀。于是，专制下压抑多年的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在合法的平台上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诉求在长远来讲都是合理的，但在短期里面根本无法实现，形成了一种失控状态，政府满足不了这些政治诉求，士绅们就就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大，最后这部分群体就转变成革命群体。
从辛亥革命到计划经济的四次现代化尝试为什么没有成功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人在100多年的现代化应对中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其实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它是结果，不是过程。而我们往往颠倒了因果关系，而忽视了对这个制度本身社会结构、各种支撑要素的培育。
萧功秦：清王朝的开明专制模式，但是路径选择的错误，再加上清王朝统治权威的极其衰弱，所以尽管它的改革时间有11年那么长，幅度大，范围广，从禁鸦片，引进实业，发展教育，建立巡警部、派出所，福利院，再加上军事、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改革等，但却因排满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失败了。其原因与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中国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来统治大多数汉人时，它的权威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实际上，辛亥革命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以排满为基础的。革命者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实际上是乌合之众。当时各省独立后，互相之间没有统筹关系，没有命令和被命令关系。那时如果各省各管各的话，中国在外国势力的虎视眈眈下，很可能被瓜分掉。怎么办？大家就赶紧要团结起来，一省一票，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参议院，像美国一样的十三州联盟，就是联邦体。在当时中国人心中，民主制是个好机制。中国可以简单地复制，孙中山当时就是这种观点。
建立了民主政治谁当总统呢？南北方势力妥协的结果是袁世凯，但却采取了最糟糕的政治模式———混合内阁制。内阁制要比总统制更不适合中国国情，内阁制的操作非常困难，国会中多数议员又是国民党，这样就不断地出现内阁危机，这一方面是内阁制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完全没有建立多党民主制的条件，既没有契约精神，也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成了一个党争的场所。章太炎对此曾有清晰的认识，他称当时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势本土”。
南方都市报：于是当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失败，内阁危机不断。
萧功秦：是。两次内阁危机后，袁世凯最后采取下策，就是暗杀，接着就是引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凯随后建立了独裁政治，也是威权政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新权威主义政治，也是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失败后，从黎元洪，段祺瑞开始陷入军阀混战，当时强人政治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了，段祺瑞只是强人中的一个，其他人的人不买他的帐。段祺瑞如此，冯国璋如此，到后来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这样就使中国整个社会失序，天下打乱，军阀混战。当时中国面临的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状态。
南方都市报：中国是如何从这种碎片化状态中走出来的？
萧功秦：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中国可能会出现长期无法统一的“五代十国”式的分崩离析局面。当时苏联是唯一对中国感兴趣的国家，苏联通过让中共参加国民党，来实现国共合作，苏联支持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这样就使得一个省———广东省能在当时突然壮大起来，源源不断的军事专家，顾问和武器的支援。它后来迅速地通过各个击破，在2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整合中国。随后就进入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从1928—1937年的国民党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尝试，这一时期也被他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据统计，经济增长年均11%左右，也为之后的抗战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础，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的脆弱的组织力、凝聚力、意识形态的信仰能力和内部的派系结构，在这个大风浪中迅速涣散。而抗战突然胜利使得长期困顿中的“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了“爆炸性腐败”失控状态，最终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的竞争中败北。而随着红色革命的胜利，中国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下的全能主义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种模式最终失败的原因何在？
萧功秦：中国最终走向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全能主义模式，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全面危机后，一次次解决方案都失败后，使得一批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领域，才能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解放后中国没能选择一个容纳市场经济的、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走向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体制缺陷非常明显，首先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用阶级斗争观把人归类，在户籍制和单位制下，重新建构了社会“分”的结构，而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二是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三是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并不可避免。毛泽东在分析这种官僚病产生的原因时，认为既然公有制本身的结构没有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腐蚀和破坏”，并据此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极“左”思潮的灾难性后果，最终引起了执政党世俗理性的觉醒，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道路。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萧功秦：我把这种模式称为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个模式在现代化转型的初期或者起步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继承了大部分的全能主义的组织资源，通过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党中央对基层党和单位的动员能力，国家对社会组织，对传媒，对社团的有效控制，这些都被用来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使得这个社会的政治参与始终保持一种较低状态，低度政治参与形成的稳定非常有利于外资的进入，土地与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政治与投资环境又十分稳定，由此形成的产品在国际上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另外，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延迟效应”的优点。所谓的延时效应，就是把民主体制下可能立即释放的矛盾，通过强力控制而延时爆发，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稳定，能够为高难度的改革赢得时间，有些矛盾在弱政府的条件下，可能早就爆发了，但强控制下能够压抑，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短期内做不到，而长期内做到的事情。一旦新的矛盾与问题出来了怎么办？还是通过这种“延迟效应”的再次延续来解决。但这种“延迟效应”可能也具有两面性，也可能使问题积压的越来越多，最终集中爆发而失控。另外，由于这种模式脱胎于全能主义，社会较弱，缺乏有效的社会制衡机制，以及权力内部本身缺乏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所有权威政体都要面对的腐败严重，社会不公严重等问题。
南方都市报：中国如何在这种维新模式下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选择哪种改革路径？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从千年文明史上该如何评价这30年改革开放的模式？
萧功秦：如果从千年史的角度来看，近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从文明结构上看，是多元竞争性文明与大一统的“安分敬制”性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国近代的挫折与失败，与这种以分为内核心的文明共同体缺乏演进与适应能力有关。如果说，建国以后形成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与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计划体制，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集权控制程度更高的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分”为基础的组织结构里，从而使这一体制失去了微观竞争力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那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由于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蜕变演化出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改革把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分离了出来，使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激活了多元利益主体的主动性。原先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结构，分化为多元的、小规模的、竞争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而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开放性的精神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移入，是中国的经济进步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所在。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